对话冯小刚：《一九四二》照见生命的卑微和坚忍

　　1942年，抗日战争正值相持阶段，河南大旱使千百万人背井离乡，外出逃荒。影片以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逃荒路上的民众，主要以老东家和佃户两个家庭为核心，展现他们的挣扎、痛苦、希冀和愤怒;另一条是国民党政府对人民的忽视加深了这场灾难，也为自己失败的命运埋下了种子。

　　1942年，河南的一场旱灾夺走了300万人的生命。50年后，作家刘震云采访当年的幸存者，他发现，这样一场人间浩劫，已经被当事人所淡忘，消失在历史的边际。

　　1993年，作家王朔把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推荐给导演冯小刚，冯决定拍成电影。

　　从《集结号》开始，冯小刚开始显露他对历史题材和严肃主题电影的“野心”。他从《甲方乙方》、《大腕》等贺岁喜剧片积累起来的人气没有被这一“转型”所折损，继续在《唐山大地震》上爆发，也让《一九四二》的上映得到观众的热切期待。

　　沿着逃荒路“走”出剧本

　　刻画大饥荒里的中国灵魂

　　编辑：电影表现了1942年一场大灾荒里形形色色的人物——当权者、军官、政府官员、传教士、外国记者、地主、长工以及他们的家眷子弟，也刻画了人性中不堪的一面，但电影并没有特别主观地要去批判谁。

　　冯小刚：小说原著里作者的态度是很明显的，它用一个现代人的眼光去追问，这个灾难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导致300万人丧生的大灾难从地缝里头消失了，这仅仅是一场灾难吗?因为小说是一个调查体，没有具体的人物和故事，所以作者的态度就跳到前面来。剧本一开始也依照这个路子，后来我们发现，当剧本中故事、人物和具体的人物关系形成以后，推在前边的作者的态度，就有点不必要了，干脆拿掉。电影当然需要有个态度，这个态度是谁的态度?应该是1942年这个故事里的人的态度，是灾民的态度，美国记者白修德的态度，蒋介石的态度，传教士的态度，日本人的态度，我们就把这些态度往前置。

　　所以在人物塑造上，我们把人物放进那个年代里去揣摩他(她)的态度和状态。比如花枝用自己换了粮食，要和孩子分手的那场戏，正常的环境下，一个母亲要跟自己的亲生骨肉分离，肯定是悲痛欲绝的，但在那个时候，花枝觉得能把自己卖了是一件天大的好事，这样她就能活下去，两个孩子也能活下去。她的这种情感，特别像冬天寒风里顽强地从石头缝中长出的荒草，特别粗糙，是因为容不得她细腻，人心已经变得麻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