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马一浮准确定义国学

1936年初，刚到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想聘用一位学人做国学教授。三顾茅庐后，此人才勉强答应讲学，然此人既非博士也无专著，且不愿以教授身份居之，而是建议使用另一个称呼：“国学研究会”之“主讲大师”。

7月25日下午，在北京东城区的三联韬奋图书中心，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先生为其新书——《马一浮与国学》举行讲座。而这位史上第一位自称“国学大师”者不是别人，正是与熊十力、梁漱溟并列“新儒家三圣”的马一浮先生。

现场哄笑声不断，在媒体与俗儒的助力下，“国学大师”早已沦为世人笑柄，更何况是学人自封？在马一浮提出此名号后，竺可桢及周围人士亦难接受。时辈与后人均难以真正理解马先生之用心，这也是他之所以不如“新儒学三圣”中另外两位影响大的缘故之一。

而刘梦溪却与马一浮的思想一拍即合，他关注并研究马一浮已近三十年。沿着马先生的足迹，刘梦溪先生向佛学与宋学一路走进去，才有了这本《马一浮与国学》。

正本须先清源，到底什么是国学？什么是传统文化？刘梦溪先生开讲便提出此题，让现场听众心中一震。近十年传统文化有些热，国学有些热，这是事实。但即便是很多做学问的人，也常把国学与传统文化混为一谈。

什么是传统文化？

简单地讲，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其中涉及了两个概念，一是“传统社会”，一是“文化”。

“传统社会”，指的就是在现代社会转型之前，长时间存在于中国历史上的社会。

“文化”这个词，大家用得口滑，使用频率很高。刘梦溪将文化做了这样一个定义：“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它的价值系统。”

“我把文化分为两部分，一种是生活方式，这是基础性的，它的范围相当广大，它的价值系统属于精神伦理的层面，包括宗教、哲学、艺术、美学，这是它精神价值的层面，这是时代的精华。于是，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国人在传统社会的整体生活方式和它的价值系统。”刘梦溪说。而儒家思想、道家和道教思想、佛教思想则是传统文化的三大主要精神支柱。

什么是国学？

国学这个词汇的出现很早，从《周礼》开始，“国学”一直指的是国立学校。庐山的“白鹿洞书院”在晚唐时称“白鹿洞国学”。这明显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学”。

现代“国学”概念出现的最早文献则是在1902年。变法失败后，当时同处湖南的梁启超和黄遵宪，一个被迫远走东洋，一个被革职永不续用后回梅县老家。1902年，黄收到梁启超从日本来的信，梁提出要办《国学报》，黄回信表示反对，认为此时办《国学报》还不是时候。

“注意，这时黄梁通信提到的’国学’，指的就不是国立学校，而是学术的概念。张之洞讲’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梁启超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无论是’旧学’还是’中学’，说的都是国学，即中国固有的、千年传承下来的’学问’。”刘梦溪提醒大家。

第一次对国学概念做分梳的是胡适。1923年，北大国学门创办《国学季刊》，在发刊词中，胡适把“国学”定义为“国故学”的简称，直接来源于章太炎先生之《国故论衡》。而章先生之“国故学”，实际上包括了中国古代的语言、制度、人物、风俗和文学、艺术等，几乎中国古代的所有东西都被包括在“国故”之中。

但这个定义并未被学术界采纳，后面的一二十年中，很少看到有学者把国学解释为“国故学”的，而国故这个词，后来也很少有人使用。大家都把国学当成“中国固有学术”，即先秦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等。

爬梳“国学”理路后，刘梦溪反戈一问：“如果国学只是这些东西的话，那么，国学跟中国的普通民众有什么关系？如果中国的国学跟老百姓都没有关系，那算什么国学呢？那是专家之学。”

然而，在刘梦溪看来，真正给国学赋予准确而富有生命力之定义的，当属马一浮先生。

马一浮将国学定义为“六艺之学”，即《诗》、《书》、《礼》、《易》、《乐》、《春秋》的“六经之学”。正如马先生所说，“六艺之教固是中国至高特殊之文化。”除了学理内涵的恰切之外，最关键的是，以此定义国学，不仅可以激浊扬清，厘清打着“国学”旗号，糟粕混杂之术士杂学；而且在教育领域更加具有可操作性，有助于“国学”学科的课程设置，更能将儒家最醇正之思想精华播撒至普通民众之心田。

可见，刘梦溪先生认为，传统文化与国学最重要之区别，在于传统文化包容更广，儒释道各家全算；而国学则应单指“六艺之学”。

新儒家之旧途径

张之洞说“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梁启超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无论是旧学或新学，中学或西学，“国学”概念与精神就在这先贤的争论中越辩越明。马一浮先生亦曾留洋，通读过《资本论》，最后依然尽其一生研究本土之学问，终成一代学宗。章太炎、胡适之、陈寅恪等亦是以国学为根基，扎实之后才旁览西学，故能得其腠理，为我所用。也许国学之根本重要地位正如刘梦溪先生研究的另一学人——陈寅恪先生所说：“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放眼宇内，“西学”已发现千亿光年外的“第二个地球”；反观自身，如何从“国学”中汲取真正有助于国民健康长久发展之营养，而非追逐“伪大师”之梦幻泡影，才是吾辈之使命与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