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协议”——日本的“危”与“机”

　　2019年5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自2019年5月10日起，对从中国进口的2000亿美元清单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由10%提高到25%，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美国此举，不禁让人回想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美日贸易战。二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日本制造”风靡全球，在很多领域对美国构成了威胁，于是美国挑起了对日本的贸易摩擦。随后，在1985年9月22日，美国联合日本、联邦德国、英国和法国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签署“广场协议”。协议决定，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引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其中，日元与马克应大幅升值。协议签订后，日元开始迅速升值，此后，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美元对日元贬值了50%(见图一)，严重阻碍了日本的高速发展，经济萎靡不振，危机来临。由此，日本经济被称之为“衰退了二十年”。那么，“广场协议”到底是什么协议?对日本经济产生了怎样严重的影响，日本真的“衰退了二十年”?危机来临时，往往是危险与机遇并存，那么，日本是如何化“危”为“机”的、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从中我国又可以得到哪些经验教训呢?

　　图一：1973年至2018年美元兑日元汇率走势图

　　图表来源：华尔街见闻

　　一、“广场协议”签订的背景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受石油危机的影响，美国通货膨胀严重。1973年之前，由于石油价格被以西方为首的七大石油公司压地非常低，这引起了以中东国家为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极度不满，双方矛盾日益加深，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国家开始打击以色列和其支持国家，OPEC决定提高石油价格，原油价格由原先的每桶3.011美元提高到10.651美元每桶。这场危机持续了将近三年后，两伊战争爆发，石油产量骤减，全球石油产量从每天580万桶骤降到100万桶以下，导致石油价格再次出现上涨，甚至一度暴涨至每桶42美元，第二次石油危机开始席卷全球。两次因石油价格上涨引发的危机，加剧了美国的通货膨胀，有数据显示，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从1977年的6%涨至1979年的10%。高通胀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导致工业产值大幅缩水，企业纷纷濒临破产，进而导致了高失业率。在高通胀和高失业并存的经济环境中，美国经济深深地陷入了“滞胀”的泥潭。

　　此外，美国在七十年代初期出现贸易赤字，并且呈现逐步扩大之态势。为了抑制当时出现的通货膨胀，美联储开始实施通货紧缩政策，大幅提高美元利率。政策实行后，的确起到了遏制通货膨胀的作用，但是吸引大量的国际游资进入美国，开始买入美国债券，推高了美元的价格，导致美元升值，1979年到1984 年，美元汇率上涨60%，造成美国的对外出口不断下降。1977年，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就已经达到265亿美元，其中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最为严重。1980年，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占美国逆差的40%。为了解决高额的贸易赤字，美国政府必须让美元兑日元贬值，扩大本国的出口，减少进口，以纠正贸易赤字。

　　除了巨额的贸易赤字之外，庞大的财政赤字更是悬在美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1981年，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开始实行大规模减税计划，财政赤字由此开始扩大。再加上政府加大了对国防预算的支出，从1979年的2710亿美元大幅增长至1987年的409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当时GDP的7.5%左右。减税叠加扩大国防预算和社会保障福利等措施，使美国的财政赤字不断地增加。数据显示，直到1985年，里根政府执政的5年中，赤字开支共计8100多亿美元，远远超过美国从1789年建立联邦债务统计制度到1980年间财政赤字的总和。另外，使美国的出口，特别是制造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贸易、财政双赤字，使美国经济进入“滞胀”阶段。

　　相比于美国面临的诸多经济问题和困难，日本的情况则更加乐观。二战后，日本抓住美苏对抗的契机，以签订《日美安保条约》为标志，经济迅猛发展，日本实现了快速的崛起。

　　二战结束后，全球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以苏联为首“华约”两大军事集团，这两大军事集团分别代表了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两大集团秉承“零和”思维和理念，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长期斗争，即“冷战”。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作为战胜国的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等四国，曾计划共管日本。为了生存，不被大国瓜分，它抓住美苏对抗的契机，选择意识形态相同、实力最强的美国为唯一靠山，并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安保条约》。《日美安保条约》是一个军事同盟条约，于1951年9月8日在旧金山美国陆军第六军司令部签订。美国与日本签订《日美安保条约》，有着深远的考虑。日本地处东亚，西紧邻前苏联、中国，东部、南部紧邻太平洋，北接鄂霍次克海，地理位置优越，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美国从冷战的全球战略需要出发，日本是遏制“华约”阵营扩张的支点和基地，与日本签订《日美安保条约》，美国的军队就可以部署日本，这不仅可以控制日本，还可以有效威慑前苏联，防止它进攻美国。《日美安保条约》的签订，改变了亚洲地缘政治格局的走向，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日本二战后的崛起，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日美安保条约》签订后，日本成为美国的盟友，“北约”阵营的国家也开始靠近日本。美国等西方大国开始向日本输出资金和技术，扶持日本发展，以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张。在随后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国更是把日本作为桥头堡和大本营，为自己提供战争支持。日本则抓住这一机遇，一方面为美军提供食品、服装等后勤补给，另一方面还利用美国的技术和资金，为美军的军车、坦克、大炮等装备提供维修和生产，这使三菱、丰田等为代表的公司得到了空前的商机和先进技术，并迅速成长起来，成为世界顶级公司。为了提升整体实力，日本还将赚到的许多资金，用于教育事业，1963年起，对全部义务教育阶段的全体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有些地方还提供学习用品和交通补助费，教育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推动了日本的全面发展。1952年到1973年，日本实际GDP每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0%，工业增长率约为13.6%，创造了奇迹。1980年，日本通产省发布了《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展望》文件，明确了“科技立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从此，日本制造业开启了飞速发展之路，使“日本制造”风靡全球，出口竞争力日益强劲。日本由此出现了贸易顺差，巨额的贸易顺差，使日本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而这些外汇储备主要被用来购买美国国债，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

　　二战后，日本为恢复本国经济，开始大力地发展制造业。而美国则为了实现自己的霸权主义，希望通过扶植日本发展，来辐射到整个亚洲。日本紧紧地依靠美国，完美地抓住了这次机遇，实现战后经济的快速复苏和发展。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已经开启了持续高速发展之路，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有资料显示，在日本制造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全世界90%的数码相机是日本制造，全球37%的半导体生产设备和66%的半导体原材料都来自日本。在美国，日本汽车品牌几乎占领美国约20%的市场份额，“日本制造”风靡美国。数据显示，八十年代初期，美国对日本的商品贸易赤字高达500亿美元。为了保护本国产业，1981年，美国限制从日本进口汽车;1983年，对日本进口摩托车征收45%的重税;1987年，又对来自日本的电视、计算机等电子产品征收100%的重税。

　　二、“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广场协议”签订后，各国大肆抛售美元，日元开始迅速升值，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美元对日元就贬值了20%。美元贬值，增强了美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却削弱了日本的出口，1986年4月至8月，日本的名义出口额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9.8%，实际出口额比上年同期减少了7.8%。日本企业的竞争力因此而下降，很多日本企业陷入倒闭浪潮，日本经济结束了高速增长的模式，逐步开始下滑。

　　然而，日元急剧升值成为日本的股市和房价大幅增长的“助力器”。为了应对日元升值造成的出口下降，日本实行了低利率的货币宽松政策，在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连续五次降低基准利率，从5%下调至2.5%。同时，日本政府又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于1987年采取大规模的“紧急经济对策”，扩大对公用事业、住宅融资和减税补贴的支出。希望可以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向市场释放流动性，增加投资和消费刺激需求，来对冲日元升值对日本造成的负面影响。然而，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双重作用下，导致了货币供应量的骤增，M2(广义货币)的增速甚至超过了10%，而这些大量供应的货币很少进入实体企业，大多流入了股市和房地产，推升了它们的价格，泡沫逐渐地被吹大。

　　市场上泛滥的流动性，使各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热衷于投资高收益的投资产项目，那么股市和房地产便作为了它们的首选投资。首先，以日本股市为例，“广场协议”后，日经225指数从1985年2月的13113点上升到1989年12月38915点的历史最高点(见图二)，四年间日经225指数累计上涨197.5%，而且1989年日本股市的市值达到630兆日元，是当年GNP(国民生产总值)的1.6倍。股市作为一国经济的“晴雨表”，泡沫催生出的日本股市繁荣景象，给日本经济营造出繁荣的假象，这段不同寻常的经济繁荣阶段，被市场称为“平成景气”。

　　图二：1970—2006日经225指数走势图

　　图表来源：至诚财经

　　日本股市被市场大量的流动性和投机行为充斥，房地产也是如此。在“广场协议”签署后，严重打击了日本出口，而日本的优势就是其发达的制造业，例如摩托车、汽车、半导体等，制造业一直是支撑日本高速发展的重要支柱。然而，“广场协议”使日本制造业失去优势，所以日本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支撑，所以房地产就成了新的经济发展引擎。随后，日本政府开始加速全面推行住宅商品化，商业银行开始大量地发放购房贷款，贷款利率也很低。而且M2的大量增发，令市场上的货币过分充裕，使投资者开始大举进军房地产，掀起了一波“炒房热”，极大刺激了房价的攀升。在泡沫的顶峰时期，日本房地产价格上涨3至4倍，甚至有些地区上涨6至7倍。到1990年，日本房地产市值总值估计是20万亿美元规模，是全世界所有股市市值总和的2倍。甚至当时有传言说，如果卖出东京的房地产，可以买下整个美国。不止于此，由于日元大幅度升值，日本民众可以换来比原先更多的美元，使日本人的“钱袋”越来越鼓，他们不仅满足于投资国内房地产，资本又开始拓展至海外。根据统计，1986年至1991年，日本的海外投资总额高达400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1987年，日本三菱地产以14亿美元购买了纽约洛克菲勒中心，成为洛克菲勒中心80%股权的控股股东;1989年，索尼以34亿美元买下了哥伦比亚影片公司，并且更名为索尼影像娱乐公司。1991年，东京亿万富翁横井英树又以4200万美元，收购纽约帝国大厦。有数据显示，在1985年到1990年的这五年期间，日本企业海外并购超过500亿日元之上的并购案就达到了21起，其中有18起是针对美国公司，日本在美国掀起了收购狂潮。

　　在盲目狂热的海外收购浪潮中，日本并不具备成熟的海外投资能力和经验，最著名的案例莫过于三菱收购洛克菲勒中心。洛克菲勒中心是全世界最大的私人拥有的建筑群，被美国政府认定为“国家历史地标”，作为世界级城市综合体，也被美国人誉为“纽约的心脏”。在三菱以14亿美元收购洛克菲勒中心后，美国人惊呼“日本人要买下美国了”。然而，仅仅过了不到十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经济开始出现萧条，而美国则趁机将洛克菲勒中心以半价收回，三菱集团损失超过10亿美元。

　　除此之外，在整个日本沉浸在“繁荣经济”的美好幻境中，殊不知泡沫后面隐藏着的巨大危机。日本房地产发展的如火如荼，但是日本的实体经济却止步不前，大量的工业用地和农业用地被房地产开发商占用，严重影响国内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再加上随着日本泡沫经济不断地膨胀，国内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日本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抑制过热的经济，出手戳破经济泡沫，日本股市和房地产随即开始一路下跌。其中，房地产暴跌又导致了和房地产相关的企业纷纷破产，例如，1996年，三菱地产因巨额贷款被迫破产。银行作为主要的放贷者，也不可避免地遭遇危机，在房地产泡沫盛行时期，银行毫无节制地放贷给贷款者，银行坏账比率从1990年的1%，大幅增长到1999年的6%。1997年，北海道拓殖银行、三洋证券、山一证券等金融机构相继宣告破产。有机构统计，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有超过180家金融机构倒闭，占全部金融机构数量的20%。东京房价从1990年持续下跌至2005年，下跌了约为67%，跌至1985年的水平，日本经济由此进入“失去的二十年”。

　　三、日本是如何处理“危”与“机”的?

　　危机来临时，往往不仅仅是危险，同时也伴随着机遇。处理好“危”，将其危害降到最小，并从中发现“机”、利用“机”，转危为机，才是正确之路。

　　日本面对危机，首先，主动刺破股市和房地产泡沫，使资金回归实体经济。1989年12月，前日本央行行长三重野康上任后，面对日本过热的经济景气，他主张刺破泡沫。从1989年起，连续五次大幅调高利率，仅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利率由2.5%增加至6%。日本货币政策的突然转向，股市泡沫因此被戳破。泡沫被刺破后，再加上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这使石油完全依赖进口的日本遭受重创，1990年1月12日，日经指数顿挫，日本股市暴跌超过60%，被称为“日本股市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而在1990年全年，日经225指数下跌了38% 。此后，由1989年的38915高点一路下跌至1992年的14304点，从此，日本股市陷入了长达20年的慢慢“熊市”之中。

　　在股市泡沫被刺破后，政府又实施一系列政策来主动刺破房地产泡沫。1990年，日本银行又出台《控制不动产融资总量的通知》，市场上称这是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的“发火点”。1991年，日本不动产市场开始垮塌，大量的土地和房屋滞销，房价在3个月之内暴跌65%。1992年，日本大藏省又出台“地价税”，规定凡持有土地者每年必须交纳一定比例的税收。“地价税”的实施，让那些在之前购买了大量土地的投资者抓紧时间出售土地，但是“接盘”的人几乎没有，一时间市场上供大于求，导致房地产价格一泻千里。

　　其次，利用“广场协议”造成的困难局面，化危险为机遇，主动进行转型升级，占领科学技术的制高点。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大量地引进国外的传统产业技术，然后把产成品出口至其他国家。但是，“广场协议”签订后，导致日元大幅升值，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竞争优势，出口受阻，经济萧条。面对经济的下行，日本以科技创新为突破口，开始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政策方面，20世纪90年代，日本制定了“科技创新立国”的国家战略，精准实施“扩大内需、简政放权、结构改革”等计划，大量引进高科技人才，鼓励企业科技创新。资金方面，政府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对科技创新成果进行大力度的税收返还和奖励，并引导各路资金流入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企业，远离房地产。与此同时，日本还加强对税收返还等资金的管理，确保每一笔钱真正用在科技创新上，不能被挪作他用。制度方面，政府着手开始完善科技创新体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保证评价体系公正透明等。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尊重创新、尊重知识产权成为政府与国民的共识，科技成果受到了保护，这使科技创新者没有了后顾之忧，全力以赴进行科研创新。2001年日本又制定了“50年内获得30个诺贝尔奖”的科学计划，此后的日本也一直在向这个目标努力前进。截至2018年，日本已经有18人获得诺贝尔奖。

　　日本靠着自主创新能力，经过二十多年的坚持，完成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从而为日本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二十多年来，日本不盲目追求GDP的增长，而是以内生性发展为核心，通过挤压房地产泡沫，将大量资金引导到企业的技术研发和创新中，产生了三菱、住友、丰田等跨国巨头。日本是个岛国，矿产资源极为贫乏，为了弥补这一短板，为经济转型升级的打基础，日本利用日元升值的时机，在全球大量收购矿产资源资产，控制了原材料的制高点，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如今，巴西的淡水河谷、澳大利亚的力拓、智利的埃斯康迪达铜矿(全球最大铜矿)、蒙古国的额尔登特铜矿等资源类公司中不乏日本企业的股份。科技创新，使日本经济完成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海外扩张的布局，还产生了一大批世界级的创新企业。2015年，在汤森路透评选出的《全球创新企业百强》榜单中，日本企业有40家，超过美国的35家登上榜首。

　　四、“广场协议”对我国启示

　　“广场协议”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它给日本经济带来了无尽的创伤，同时，日本又抓住机会，转危为机，其中的经验教训，我们要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第一，谈判要守住底线，不能一味退让。“广场协议”签署前，美国为了解决自己的巨额贸易赤字，向其他的四国施压。迫于压力，四个国家其实都对美国作出了让步，但是日本的让步是最大的。例如，日本进一步开放市场、扩大进口、日元汇率自由化等等。所以，在谈判时，我们要向对方明确自己的底线，并让对方看到坚守底线的决心和意志，底线是不可能被突破的。一味地妥协只会让对手变本加厉，损害的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第二，在调控经济时，万万不可采取过于激进的货币政策，不顾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日本低利率的货币宽松政策，是导致泡沫经济的元凶。投资者可以大胆地向银行借入资金，投向股市和房地产。在日元升值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双重作用下，国际热钱纷纷涌入日本资本市场，开始一系列的投机行为，助推经济泡沫的膨胀，为日本长达二十年的经济萎靡埋下隐患。

　　第三，要保证国家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不可单一地依靠房地产，而应更加注重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的发展。二战后，日本靠“科技兴国”，迅速从经济遭受重创的战败国，跃居为GDP排名世界第二的强国。为了实现经济的再次腾飞，日本加大了对科学技术创新的投入和研究，重点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例如原子能产业、电子信息产业、计算机产业等，在高精尖领域取得了丰厚的科研成果。然而，“广场协议”签订后，股市泡沫与房地产泡沫的并行，使日本制造业发展缓慢，甚至制造企业纷纷放下主业，去投资股市和房地产。仅仅靠虚体经济拉动经济发展是不稳固的，“广场协议”后的日本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18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曾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这明确的告诉大家，实体经济才是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坚强有力的支撑。

　　第四，应该维护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二战后，作为战败国，日本一直受美国的支持，经济才得以复苏。尤其是《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签订，日本正式成为了美国的同盟国，很明显，日本在很多政策上只能被动地跟随美国。所以，日本经济政策缺乏独立性，美国向日本施加压力，要求日本扩大内需，多进口美国产品，以解决高额的贸易赤字问题。而且，美国也希望日本利率越低越好，这样会与美国形成利差，从而吸引国际资本进入美国。正如前文所述，日本的低利率是泡沫经济的元凶。反观德国，由于德国央行具备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与日本同样面临货币下调利率的压力时，德国却采取灵活的货币政策。先降低贴现率，随后为应对通货膨胀，又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所以，我国的货币政策也要保证独立性，避免受到外界干预而对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第五，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占领科学技术制高点。科技的发展是日本在二战后经济崛起的关键支撑，而科技的创新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则是“广场协议”后日本发展的新机遇。当前我国正在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培育新动能和改造提升传统动能，淘汰落后产能，处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离不开科技研发与创新。可喜的是，2015年5月8日，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制造2025》的通知，通知中明确指出，“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十八世纪中叶开启工业文明以来，世界强国的兴衰史和中华民族的奋斗史一再证明，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通知中着重明确，“坚持把创新摆在制造业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完善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推动跨领域跨行业协同创新，突破一批重点领域关键共性技术，促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走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可以预见的未来，在创新驱动的引领下，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一定会圆满实现。

　　“广场协议”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它给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带来的影响却非常深远的。对于日本来讲，“广场协议”催生了虚假的繁荣，带来了短暂的荣耀，而泡沫的破灭，却又带来无尽的伤痛。而合理的处理“危”与“机”的关系，使日本完成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这其中的经验教训，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警示意义。当前，美国逆全球化浪潮而行，对中国开打贸易战，这与三十多年前美日贸易战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我们应汲取日本经济衰退与发展的经验教训，坚定不移的推进创新驱动，坚定不移的实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只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不断加大科技创新的投入，脚踏实地的发展实体经济，美国挥起贸易大棒、遏制中国崛起的企图，只会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是一定能够实现的。(作者系伯明翰大学金融管理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