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信用卡透支8.7万被刑拘 看守所绝望自杀身亡

　　没有足够的偿还能力，却手握几张甚至十几张信用卡，通过循环透支的方式不断刷卡的市民为数不少。这些人被形象地称为“卡奴”。

　　32岁的黄珺便是朋友眼中标准的“卡奴”。她在两张信用卡上共透支8.7万元，因为利息、滞纳金等“滚雪球”后无力归还，涉嫌“恶意透支”被宁波警方刑拘，关押看守所。一个多月后，绝望的黄珺在看守所自杀身亡。

　　卡奴：拆东墙补西墙

　　黄珺是湖北省恩施人，来宁波工作已有10多年，以前在广告公司工作时曾多次被评为“优秀员工”。

　　2007年，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黄珺开始经商，其间开过餐馆。“她接触信用卡，大约是在做黄金期货期间。”家人说，从2007年6月开始的两年里，她一直从事黄金期货投资，因为常常有资金从银行进出，便“随手”办理了信用卡。

　　刷一刷卡，钱就像变了魔术一般地出现，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无疑是很有诱惑力的，更何况，她的投资需要资金，信用卡取现的功能正好方便她运转资金。

　　于是，她一口气在深圳发展银行、广发行，交行、招行办理了4张不同额度的信用卡。起初，刷卡消费既快捷又潇洒，但是到2009年底，问题出现了，黄珺的投资出现亏损，不仅欠下亲友债务，之前信用卡上透支的钱也无力还上。

　　黄珺采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透支两张信用卡，去还另外两张信用卡上的钱。这种办法虽然可解燃眉之急，却让她陷得更深。

　　“信用卡累积性的计息方式，使她的欠款像雪球一样翻滚，更加无力摆脱困境。”家人后来发现，黄珺一张广发行信用卡上，欠款本金为5.2万元，一年后，随着利滚利，还款竟涨到9万多元；另外一张交行信用卡本金为3.5万元，还款利息将近两万元。

　　在黄珺的QQ空间里，没有记载她有关银行欠款的只言片语，大多是记录生活和情感琐事。从字里行间看，黄珺是一个对生活乐观积极的人。

　　5月24日，黄珺被宁波市公安局望春派出所刑事拘留。令亲朋震惊的是，两个月时间不到，一直开朗的黄珺选择了自杀。

　　“她是被信用卡害死的。”熟悉她的人都这么认为。

　　银行：争利不惜滥发

　　像黄珺这样陷入绝境的“卡奴”并非少数。

　　“最近忙死了，全是信用卡纠纷案件。”8月3日，杭州市上城区一名办案法官向记者抱怨道。前段时间，杭州一家银行一口气向法院提起了150起诉讼，清一色的都是要求“卡奴”还钱。

　　而在去年，仅上城区法院，就办理了500多起信用卡借贷纠纷案件，大批“卡奴”因为无力偿还透支的钱，走上了被告席。

　　“这和当时的银行考核机制有关。”一位银行界人士认为，按理说，银行销售信用卡之前，应先仔细审核授信人的财产状况，可是在五六年前信用卡高速发展的“黄金期”，这项最基本的制度被忽略了。

　　“当时，银行为了抢食信用卡业务这个‘大饼’，将办卡数量列为业务员的一项重要考核指标。”这位人士解释，除了考核业务员外，一些银行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业务指标，甚至“急中生智”，将信用卡办理业务外包给中介公司。

　　记者调查发现，中介公司揽得业务后，更加不守规矩，连在大街上拉人办卡的事情都曾经发生过。不少办卡者，几乎什么证明都不要，仅凭一张身份证复印件，就能成为各大银行的“座上宾”。

　　上城区接受的这150件案子，就能说明信用卡市场之乱。在这些纠纷中，有些是把身份证借给别人，莫名其妙地被人办了信用卡；有些是身份证遗失后，被别人捡去，然后办卡；还有一些是老板拿着员工的身份证，统一办理信用卡，而员工却并不知情。

　　办了卡，一旦超额透支，隐藏的巨大危机就会发生。

　　家住临安市的孙某是被告的“卡奴”之一，2008年5月25日，他在银行申请办理了一张信用卡，透支2416元，之后短短3年不到的时间，就被银行要求支付6375.95元，其中包括本金2416元，利息1161.86元，提现手续费30元，滞纳金1959.15元，超限费808.94元，扣除本金外，银行收费是本金的1.63倍。

　　另一名“卡奴”被告阮某，透支金额为4000元，却被要求支付10606.87元，银行收费为本金的1.5倍以上。

　　“办卡时，业务员根本不会提及收费内容，只是不断重复信用卡的好处，办理之后，很多事情就来了。”一名“卡奴”告诉记者。

　　社会：管理迫在眉睫

　　记者了解到，信用卡透支超过1万元，经银行催讨不还的，就属于恶意透支，将被认定为诈骗行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温岭人吴玲辉就是这样被判刑的。去年1月，吴玲辉用民泰商业银行的信用卡取了现金5万元，用于消费和赌博，信用卡账户透支金额49268.86元。

　　此后，银行工作人员多次催讨，吴玲辉仅在去年8月4日归还了9000元，其他款项则无力归还。接下来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银行报案，吴玲辉被抓。今年8月4日，温岭法院一审以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两万元。

　　“如果因为银行没有履行好审查义务，将信用卡发给不良信用的人，导致损失，银行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有关人士说，在目前的法律体系中，仍然存在空白点。

　　对银行的责任没有法律规定，对“卡奴”的限制却是死死的：2009年12月15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6条规定：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规定期限透支，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196条规定的“恶意透支”。在现实标准中，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196条规定的“数额较大”。

　　据了解，在信用卡出现后，美国、日本等国也都出现过“卡奴”泛滥的现象。这些国家解决“卡奴”办法，通常有3种：限定银行信用卡、现金卡的复利率与一般存款的年利率的差额，减少其他数目众多、高额的收费，以降息、降费的方式缓解“卡奴”的还债压力；限制银行的发卡资格，尤其是银行对未成年人的发卡资格与授信额度；规范卡债催收制度。

　　“这些解决‘卡奴’问题的办法，值得借鉴。”一位法律界人士认为，发卡方的收费模式、高利率、高收费，“卡奴”频出，这种模式的漏洞，应该通过相关法律的修正，进行纠正；另外，消费者在办信用卡之前，应该仔细阅读相关条款，并且根据自己的经济收入状况合理消费，千万不要过度消费，免得引来牢狱之灾。

　　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陈信勇：之所以出现“卡奴”，这中间，银行和“卡奴”本人都有责任：银行方面，没有审慎审查个人的信用状况；“卡奴”则是未能量入为出，消费超过个人能力。但是，这只是表面现象，深层次原因还是社会征信系统没有完全建立，银行对个人信用状况缺乏了解。因此，建立覆盖到每个人的社会征信系统应及早提到政府议事日程。 (黄宏 叶长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