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0年4月到1997年6月30日英国结束对香港的管治，被称为“后过渡期”
[陈佐洱]: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很高兴能在强国论坛与大家互动交流。
[主持人]:香港回归15年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为争取香港回归，谈判也前后持续了15年，这是一个有趣的巧合。陈主任您的新书《交接香港》中提到“亲历中英谈判最后1208天”这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陈佐洱]:这15年的谈判，风高浪急，跌宕起伏，我是在诸多前辈取得的成果基础上，接力最后一棒。我在1994年3月11日奉命赴香港，担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全身心地投入到中英关于香港回归的谈判中，直到1997年6月30日香港完整地回归祖国，一共是1208天。
从1982年中英谈判解决香港前途问题到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总共是15年。1984年中英双方签署联合声明以后，第二年中国就开始筹划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香港就进入了回归祖国的过渡时期。而我参加谈判工作的这段时间，被称为“香港进入回归过渡期的后半段”，也就是从1990年4月中国全国人大审议通过香港基本法草案并由国家主席下令颁布香港基本法算起，直到1997年6月30日英国结束对香港的管治，被称为“后过渡期”。
这期间受国际国内因素影响，西方国家错误地估计中国形势，英国新执政当局妄想捞回10年前在谈判桌旁没有得到的东西，撤换了比较温和的港督卫奕信，改由保守党政客彭定康接任，此人一到香港就背信弃义，另搞一套，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违反过渡期施政要与中国香港基本法相衔接、违反两国外长达成的一系列谅解和协议，导致了平稳过渡的“直通车”被拆毁，处理过渡期跨越九七年重大事务的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谈判一度陷入了僵局。
这就是我上任时的大概背景，可以说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很大。
[主持人]:陈主任，能不能请你谈谈香港回归问题的由来？
[陈佐洱]:那得从170年前说起了。现在一般人都知道，1842年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清政府签署了屈辱的《南京条约》，把香港割让给了英国。其实，在1841年1月，也就是一年半前，香港就已经完全被英国强占和管治了。那个时候，中国的道光皇帝派了他的特使直隶总督琦善到广东，这个人是一个投降派，英国就逼迫他要让他割让香港，琦善就唯唯诺诺，他说可以代为奏恳。凭着他的小胆，他说我可以把香港岛南部香港仔一部分让英国的船停泊、加水、提供补给。可是琦善的奏本还没有到达北京，英国的远征军就大举登陆香港，一下子就占领了香港全岛，还在一帮汉奸的献媚献策下面，在全香港的贴出中文布告，谎称英国占领香港的事情已经跟中国政府“议定诸事”，并且有文据在案。等到清政府得到了情报，撤职查办琦善，可只能眼巴巴的望着英国米字旗在岛上飘扬了，因为弱国无外交。
所以，到了第二年，签订《南京条约》，清政府正式承认把香港割让给英国，那只是补办手续而已。那时候的香港已经是英国的囊中之物了。英国真的那么在乎香港吗？并不。在整一百年以后，也就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从广东大举进攻香港，守卫香港的英军不堪一击，仅仅16天时间，日军就占领了整个新界、九龙，英军退缩到香港岛上，怕死的港督和英军司令居然决定举着白旗驾着小艇到九龙去向日军投降，把日军请到了香港岛。就在1941年12月25日圣诞节的那一天，一队日军开进了香港岛南部的赤柱一个陆军医院，这所陆军医院是用香港著名的圣士提反书院改建的，日军开进医院以后，根本不顾什么国际战时法和《日内瓦公约》，把手无寸铁的170名伤兵员和医护人员全部杀戮，手段极其残忍，割耳朵、鼻子、挖眼睛、剖肚肠，其中七名护士（女性）全部被轮奸，有的还被压在死尸堆上轮奸，奸后也一律处死，这种法西斯的暴行一点也不比南京大屠杀差。 可是这段历史，日本当然它不愿意提及，英国也不愿提及，香港至今很少人知道。
驻香港的英军，他们的军饷，他们的所有费用，都是用香港纳税人的钱来支持的，养兵千日用于一时，守土是军人的职责，可是当时的英国港督、英军司令全然不顾，只要自己保命。
到了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胜利结束，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签署最高受降令，规定：凡在中国境内（满洲除外），台湾和印度支那北纬16度以北地区的所有日本军队，均应向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投降。
根据这一规定，驻香港的日军应该向中国政府投降。但英国拒绝执行盟军最高统帅的命令，先是指令被日本人关押的原港英辅政司金逊，筹组香港临时行政组织，旋即又派太平洋舰队开赴香港。
蒋介石当时也指令军队向香港进发，并且照会英国不要擅自行动，同时向美国寻求外交支援。不料美国总统杜鲁门权衡之后，决定支持英国。蒋介石非常恼火，但又不敢得罪美国，又不敢直接与英国发生军事冲突，做了让步，提出：中国军队接受日本投降，之后交给英军，英国继续来管治，但是被英国拒绝。蒋介石又让步，受降仪式由夏悫主持，但必须以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名义进行，同时中方派一名代表见证参与。英方又拒绝。这时蒋介石拒绝再让步了，坚持任命英国海军少将夏悫为受降代表。1945年9月16日，夏悫在今天的香港金钟夏悫道地方，接受了日军投降，并且签字。中国政府代表潘国英将军出席了签字仪式，仅仅是象征意义的旁观。历史证明，无论是孙中山、蒋介石，还是毛泽东、邓小平，都不承认清政府在英国坚船利炮逼迫下签署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但只有到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国力大幅提升了，才具备了要求英国把香港交还给中国的条件。
香港顺利回归的关键在于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
[主持人]:交接香港回归的谈判虽然漫长艰难，但最终成功以和平方式实现了香港政权的顺利交接，开创了世界外交史上的一大盛事。你觉得回归谈判能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陈佐洱]:香港前途问题能够通过中英两国以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祖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更加强大。
同时，还因为邓小平同志创导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被英国接受了，深得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心。中国承诺，收回香港以后，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50年后更没有必要变，全国人大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也称“一国两制”是天才的设计。
[网友依水淼]:请说说“一国两制”是怎么回事？
[陈佐洱]:“一国两制”构想最早是小平同志为解决台湾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但是最先用在了解决香港回归问题，之后又用于解决澳门回归问题，现在对台的方针也是“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它已经被确定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一项基本国策。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么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当中，国家的主体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同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允许一小部分地方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不但不变，还要发展它的长期繁荣稳定，这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个创新。所以，在中共十七大的政治报告里面，就提出要保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长期繁荣稳定，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课题。
我曾经跟美国驻香港的副总领事史莱克先生谈过“一国两制”的问题，史莱克不相信香港回归后会真的实行“一国两制”，同时不屑一顾的说，中国的民主、自由等等，对我们的制度大有不敬。我反过来问他，你们美国有没有无论哪一个执政党，有没有气魄把你们一个、两个州拿出来实行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别的制度，比如封建主义或者社会主义。他想想，耸耸肩膀说，这恐怕做不到。我说当代的中国共产党就有这个气派，说得到、做得到，请拭目以待。
香港基本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
[网友呆头小鹅]:你的书里写了香港基本法是怎么诞生的，它大还是宪法大？
[陈佐洱]:基本法是根据宪法规定制定的。基本法是一部全国性法律，无论哪一制都是在一国之下。
中英在1984年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以后，全国人大根据联合声明的原则和精神，将“一国两制”进一步法律化、具体化。筹组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由内地和香港的法律界和社会各界代表人士59个人组成，历经将近五年的时间，开了9次全会，还有无数次的中会、小会，2次在全国有关的省、市、区和香港全港广泛的征求意见，进行了许许多多的修改。最后在1990年2月，全体起草委员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逐条逐件表决通过了基本法草案，全国人大在4月审议通过这部草案，随即国家主席下令颁布香港基本法。
[网友不关注]:陈主任刚才解释下我就明白了，香港特区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可我看您的新作《交接香港》中提到，中英两国谈判涉及到香港的财政预算、电话专营、排污、机场建设等，这似乎是属于香港特区高度自治范围内的事务，怎么由中英两国政府来谈判解决呢？
[陈佐洱]:你提到的这些财政预算案编制等事务，的确都是属于特区高度自治的范畴。根据基本法规定，除了国防、外交等事务以外，其他事务均属于香港特区高度自治的范围。
但是在1997年7月1日中国香港特区和特区政府还没有成立之前，由谁能够代表它来谋划处理九七后的重大事项呢？只有中国中央政府能够代表未来香港的利益。
另外，不能忽视的事实是，香港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香港回归之前，中英双方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谈判，也就只能在中英两国政府之间进行。所以当时作为英国政府组成部分的港英当局是没有资格以单独一方参与其中的。
其实在当时谈判的时候，英方一直试图让港英插上一角，提出所谓“三脚凳”理论，动不动就“香港怎么怎么样”，小平同志指示坚决打掉。我们在具体谈判中也严格执行中央的决策。
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再去具体翻阅一下我的回忆录，比如跨越九七的财政预算案编制，是一个空前绝后的财政预算案，前3个月归英方管，后9个月归中方管，因为香港的财政年度是从每年的4月1日起到第二年的3月31日。所以必须双方来共同编制。另外，我在书里也回忆了不少在1997年前就为未来中国香港特区实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做准备的谈判议题，比如设立香港终审法院、特区护照的设计、印制和发放准备工作。
“一国两制”的实践和理论都在不断发展丰富
[网友空降农民]:香港回归长了全体中国人的志气。回归后，中央和内地各省对香港也是百般呵护照顾，可怎么感觉有些香港人不领情呢？我在网上看到这两年有的香港人每逢重要节日游行，都打出米字旗，今年国庆节竟然有港独分子一边打米字旗、唱英国国歌，一边举着“香港唯一出路是独立建国”标语牌到中央政府驻港代表机构中联办门前示威。
[陈佐洱]:一个月前，我在香港与20多个青年团体的朋友分享自己的经历感受时说过，那面米字旗应该放进历史博物馆，而不应该出现在街头。 近年来，确有股港独势力在抬头，像病毒一样蔓延得很快，这是毋庸遮遮掩掩的事实，值得提高警惕，严正应对。
10月12日，《南华早报》发表了前国务院港澳办鲁平主任的评论。
我想把鲁主任的评论翻译出来：“这些鼓吹香港独立的人是纯粹的傻瓜，没有内地的支持，香港就会变成一座死城。他们知道每天喝的水从哪里来的吗？他们或许自以为比英国人聪明。为什么英国人最后选择把香港交还给中国，而不是宣称让它独立呢？”
鲁平同志是在香港澳门和中国内地都受到广泛尊敬的老同志，为香港的回归立下汗马功劳，今年85岁了，他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爱着香港这颗东方明珠和7百万同胞，他发表的评论是严厉的，但又是语重心长、发人深省的。
[网友penny刘]:鲁平这话说得好，香港与大陆血脉相连，分开是不可能、不得人心的，他们这些人真是昏头了，该好好读你的书，清醒下。
[陈佐洱]:香港回归祖国经过了155年的艰难历程，几代人前赴后继，不懈奋斗。回归后的繁荣稳定局面来之不易。
正如主持人一开始说到的，国家主席胡锦涛今年七一在香港庆祝回归15周年盛典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我体会，讲话里有两点表述非常重要，我们大家，内地和香港同胞都需要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
一、胡主席说，中央政府对香港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重大举措，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这是在香港实践“一国两制”的核心要求和根本目标。
二、胡主席还说，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持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维护国家整体利益和保持香港社会各界利益、支持香港积极开展对外交往和反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等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
“一国两制”，前提是“一国”，有了“一国”，才有中央根据基本法授权的“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
[网友临时干部]:香港回归15年了，作为一位参与过回归谈判的亲历者，你怎么看着15年，“一国两制”方针的落实情况？
[陈佐洱]:香港回归15年，已经用无数事实证明了“一国两制”是行得通的，而且有强大生命力正在全中国——包括香港不断深入人心。
美国时代周刊曾在香港回归前夕，做了一期专题“香港之死”。但是5年后，时代周刊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并且把世界论坛放在香港举行，又做了一期报道香港新发展的专栏。
“一国两制”是史无前例的，它的实践和理论都在不断发展丰富。我们还要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把“一国两制”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
香港回归，是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一大壮举
[网友薇薇安的春天]:如何理解“外交是妥协的产物”？现在我们国家强大了，遇到的国际纷争也越来越多，外交上是不是应该更强硬些，老是妥协不会吃亏吗？
[陈佐洱]:强硬与妥协是一对辩证的关系，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如果有道和理的支撑，强大到国家需要怎么办就能怎么办的情况，何必谈判呢？既然需要谈判，就是在某方面还需要对方合作，否则可能需要付出不必要的代价。所以，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前提下面，在谈判中适当满足对方的关注是必要的。比如1997年6月中旬，我奉上级指示，与英方谈判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必须在6月30日提前进驻香港，以防止7月1日零点以后一段时间的防务真空。中方的要求是坚定的、合理的，但是对英方来说也是很难以接受的。因为6月30日香港还在英方的管治下，如果那时中国军人荷枪实弹开进香港，对于英方孜孜以求的“光荣撤退”将是一个不小的挫伤。谈判进行了三天三夜，僵持不下，但是英方已经看到了中方的坚定决心，想寻求一个保全面子的妥善办法。这时，中方提出：1.中国先头部队要进驻英军司令部，这是不容谈判的。因为英军司令部就在中英两国首脑进行香港政权交接会场的附近。2.我们可以在6月30日24点到7月1日零点同时在英军司令部举行一个两军防务的交接仪式，中国军人可以为英国军人送行。英方就接受了中方的全部建议。我想这就是强硬和妥协辩证关系的一个例子。
[网友小竹篮]:我刚刚拜读过您的新作《交接香港》，里边提到的一个细节很有意思，想在此与你本人交流下，你书中提到，谈判陷入僵局时，你和包雅伦躲进储藏室密商，私底下沟通，最终突破僵局，这是纪律所允许的吗？回归后，你与包雅伦先生还保持联系吗？
[陈佐洱]:这是谈判陷入僵局、时间又异常紧迫下的非常规措施，一般的正式外交谈判，都是一支笔、一张嘴，由双方的谈判主持人来发言的，每句话都代表国家，都必须记录在案。但是，在一些非正式场合交换意见，作为推进正式谈判也是经常出现的一种辅助的措施。我和包雅伦躲进没有灯光的储藏室，一对一地交谈，也是不得已而为之。15年过去了，也没有外交部和国务院港澳办的领导指出我违反了纪律。我认为，作为中方代表，我对祖国忠心赤胆，祖国对我莫大信任。香港回归以后，我和包雅伦在1999年12月19日的澳门回归庆典上见过面，当时我是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的副主任，包雅伦大使是英国驻香港澳门的副总领事。上个月，我在香港出席新书发布会的时候，有一位香港朋友，他受人所托，要我为包雅伦先生签赠一本新书，我欣然命笔。
[网友maomaopi]:这本书出来之后，除了史料价值，我注意到一些书评人对文学水准也有很高评价，有一点我比较好奇，请问下，陈主任你作为一个高级官员，工作很忙，怎么会有时间和精力自己写这么厚的一本书，创作过程是怎样的？创作完成后，你自己的感想如何？
[陈佐洱]:写这本书的想法，从香港回归谈判完成以后就曾有过，但因为事务太忙，一直没有抽出时间和精力来回忆、思考，直到2009年，我离开港澳办，到了全国政协，时间上充裕些，加上很多参与回归谈判的老领导、老朋友鼓励和家人的支持，才下定决心写，第一年基本上是资料的收集整理，然后就是对材料的取舍、确定框架，再向很多当事人求证细节、回忆场景。
形成提纲后，动笔成文，然后又反复的取舍、打磨、调整，交给出版社以后，又根据审稿部门编辑的意见作调整、修改，直到2012年7月才最终定稿，交印。
我的回忆录“后记”里有这么一段话，我想念给网友们听：“香港回归，是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一大壮举。我有幸参与其中，在一个横段面里一条主线的前端，充当过执行人之一。这段经历‘苟不记之笔墨，未免有幸彼苍之厚’。终于，我怀着一颗近乎圣洁的心，努力用真实来会议，叙述这段历史，关于香港过渡期的中英谈判历史——它的春夏秋冬，风云变幻，斑斓色彩和喜怒哀乐。”
[网友小小教书匠]:有媒体报道说，现在内地与香港的全面关系很复杂，例如民调发现超过一半的香港人不喜欢内地人，请问嘉宾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陈佐洱]:我觉得内地和香港的关系既复杂，也简单。包括七百万香港同胞在内的13亿中国人民，是血浓于水的关系，世世代代不可分割。我们不会忘记在汶川地震的时候，在长江洪水肆虐祖国大地的时候，是香港同胞慷慨解囊，无私的关切、支援内地。在改革开放30年当中，香港至今还是真金白银投资内地最多的地区，占整个外资投资中国内地的40%以上。香港同胞不仅投入资金，还送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和慈善等等先进理念，为国家的改革开放作出了无法估量的历史性的贡献。中央政府和内地各省区、各民族也都对香港以血浓于水的深厚感情无微不至地关注、支持。在亚洲金融风暴来临的时候，在非典横行的时候，以及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支持香港，保持香港繁荣稳定，这也是举世瞩目的。我们北方的邻国——俄罗斯，很羡慕中国，说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有香港这样一个高度开放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支持；南方有一个友好国家——新加坡，很羡慕香港，说香港的繁荣稳定有祖国的强大支持，遇到困难还能得到祖国为它遮风挡雨。
[网友良港]:我在网上看到评论，想买本书作为毕业论文的参考，网上已经下了单，却被告知要多等几天，这本书到底出了没有啊？
[陈佐洱]:这本书已经在9月下旬出版了，但听说在一些地方现在已经脱销。香港出的繁体字版，书名叫《我亲历的香港回归谈判》也不容易买到了。作为作者，我一方面感到欣慰，一方面要抱歉，不过两地的出版部门都已经开始加印，很快就会有了。
[陈佐洱]:谢谢网友们关注这次访谈，关注我的那本书，希望我们后会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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