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局长庇子之恶” 如何炼成？

　　近日，多家媒体曝光山西太原公安局长李亚力之子李正源醉驾袭警。12月7日，涉事交警夏坤出面讲述事件全程，称其所在大队和太原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领导商量给李正源重做一套假案，同时事件录像或照片也全部删除销毁。（12月8日《中国青年报》）

　　如果媒体报道披露的情况属实的话，这无疑是一起令人极为触目惊心的案件。这种触目惊心不仅在于，“官二代”李正源“我爸是局长”式的嚣张违法犯罪情节——使用套牌车、醉酒驾驶，并殴打执法交警，既涉嫌危险驾驶罪，也涉嫌妨碍公务罪；甚至也不仅在于，“官一代”老子李亚力利用手中权力庇护儿子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涉嫌滥用职权罪和徇私枉法罪；而更加在于，面对这样一起原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案件，当地交警部门非但不为自己正当执法的民警“做主”、伸张正义，反而高度默契，毫无原则底线地集体参与加入到帮凶行动中去。一方面，斥责想维权的交警下属“有病”，另一方面，更是从中队长到大队长、支队领导，均竭力伪造、销毁证据，不仅“商量好给李正源重做一套假案”，而且大肆销毁一切可能泄露真相的证据。

　　如此可怕的集体帮凶行径，显然再次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诸如“公安局长庇子之恶”这样的腐败权力之恶，之所以常常会显得如此骄横嚣张，并不只是因为单个具体孤立权力者手中的权力威力和腐败能量有多么强大，而更主要还在于，在现实中，存在某种集体化系统化了的深厚腐败土壤、气候和环境，为这种腐败权力之恶的不断膨胀、泛滥，提供强有力支援和支持——面对腐败权力的公然作恶，一些执法者不仅没有主动检举揭发的勇气，甚至也丧失了拒绝参与配合作恶的基本底线良知。

　　或许应当承认，在现实生活中，敢于积极主动检举揭发腐败权力之恶，确实很难，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轻松选择和做到的。但是，退一步更消极被动、也是更底线意义上的“拒绝参与配合作恶”，显然又并不难以选择和做到。这诚如人们常说的，“做好事”可能很难，“不做坏事”则容易得多；“说真话”可能很难，“不说假话”则容易得多。遗憾的是，在局长父子的违法犯罪面前，太原交警部门最终不仅没有选择“做好事”、“说真话”，也放弃了“不做坏事”、“不说假话”。

　　就此而言，“公安局长庇子之恶”的炼成，责任其实并不全在上述局长父子本身，其背后那种丧失和不断腐蚀良知底线、高度媚官媚权的权力生态环境，同样也应为此负责，也更值得我们深入检讨反思。（张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