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叔”无恙，举报的人先被“办”了？

　　“房叔”的大名，曾威震江湖。“房叔”得以扬名，是因一则新闻——“广州番禺城管官员一家被曝有21处房产”。按说，在这个年代，大富大贵，不是多么稀奇的事儿。只不过，数十套房的“家产”和官员身份的叠加，让有些人联想翩翩。也就是说，民众最关心的不是“房叔”有几套房，而是其来源正当与否。如果能确证是他家境殷实，房产来源正当，那也就没什么可指摘之处。如今的尴尬是，“房叔”的众多房产是如何置办下的，没什么信息能证明，它激起舆论巨浪，在所难免。

　　可是，这个浪还没落下，又一个不小的浪花涌了起来。这次涉事主角不是“房叔”，而是曝光了其房产信息的人：“广州泄露‘房叔’房产信息者被撤离岗位并记过”的新闻见诸微博后，转帖跟帖者如潮。不少网友称“房叔还没处理，举报者已经先被办了”。

　　工作人员通过受争议的途径公布了信息，是对是错？现在这个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从惩治贪腐的角度看，对剑走偏锋式反腐，民众乐见其成，看到官场蛀虫被清理，毕竟是件大快人心的事。

　　可是，从程序正义的层面看，如果反腐没有章法可循，那么，曝光官员隐私的非常规乃至非法手段，就可能有被滥用的风险，没准下次它就会被用在普通民众身上。没有法度，人人自危。所以，如果揭露“房叔”房产信息的手段确实涉嫌违规，那么处理当事人无可厚非。法治底线，没人可以逾越。

　　当然，在明晰基础规则的同时，也该确立某些基本的前提：一是在法律框架下的正当举报，亦即通过合法途径向纪检、反贪等部门投诉检举，举报内容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处理力度。换句话说，如果“秦香莲”的举报信屡屡被转到“陈世美”手中，那么，许多人也就不会把举报作为首选。

　　再者，官员财产不能总是“雾中花”，看不清辨不明。只有制度化公开，才能消弭官员因“富裕”而带来的无谓麻烦，才能避免过度猜疑带来的误伤。令人欣慰的是，官员财产信息公开现在已被许多地方提上日程。比如说，前不久，广东纪委就表示，将选县区试点官员财产公示，这就释放了积极的信号。当财产公示制度被渐次铺开，官员财产有了更高的“能见度”，对权力的约束也就会更加有力，反腐也就有了更理性的路径选择。

　　反腐也该遵循法治规则，不能拿“揭人隐私”作为手段，就算目的看起来很正当，也应遵循程序正义。当然，制度补缺也不可或缺：合法举报，能在制度庇护下，消除“被打击报复”的风险，并得到合理处置；对官员的制度化监督也更加有序和完善，为官员设置起贪腐的“高压线”。李晓亮 原题：举报的边界恪守和规则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