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一体化续写“中国奇迹”

　　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以设立经济特区为标志的“沿海开放战略”，到今天各个区域经济圈不分东西南北的“群雄并起”，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动态描述。改变，一直在改变的社会经济生态，影响着生存生活于每一个角落的人们。无论是否愿意，无论如何理解区域经济这样一个经济学概念，我们都在经历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非常时期。

　　中国经济想要保持继续高增长的奇迹，空间显然存在于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的实现过程之中。因而在过去的一年，我们看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景象：宏观层面密集批复一批又一批区域发展规划依然持续。其中一个鲜明的特征是：在经济发展要素面前，区域行政色彩被淡化，产业要素的聚合、辐射，将是区域发展的主角。预计这样的指导性“规划”还在酝酿，打破行政区域藩篱的区域经济将呈现中国区域发展的新格局。

　　事实上，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源，就蕴藏于由来已久的区域发展失衡现状。这种在发展战略方向上做出的调整，一方面通过培植更多地区和更多增长极，汇聚经济发展的接续力量；一方面通过区域经济格局变化产生的动力，倒逼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从而推动区域经济由非均衡增长向协调、可持续发展转变。目前，区域经济发展的概念在逐步升级，其间虽然充满了冲突、博弈、矛盾和问题，但是参照民营经济改变中国的范例，国内乃至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中国经济当然需要依靠更深入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在此时代背景之下，《中华工商时报》不可能置身于外，更何况时报诞生以来，关注区域发展、关注社会民生从来都不惜笔墨。在国内媒体中因较早关注西部问题，创办了《西部经济》周刊；因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本报记者与区域经济方面的专家学者同行，相继实施过西北、西南“世纪行”等大型采访活动。包括后来我们推出的《中国经济地理》周刊，都是在践行媒体人的专业精神。

　　值此大变革时代，我们无法不去关注中国社会最为深刻的这场变革；关注区域经济转型，目的不在研究专业的“经济地理学”，而是通过尽可能勾勒经济版图，去观察民营企业地理所处的资源、社会、人文、市场、体制、法律等环境生态；通过其间关联性的解读，在中国新型城市化、工业化互动进程中，研判民营企业的产业布局和发展空间。区域经济问题既是现实又是历史，既是经济又是文化。一切文明的起源，一切经济活动的产生与发展，无不与某一特定的地理环境、区域背景有关。我们所要关注的区域经济地理环境，显然不是旅游层面到此一游的行者感受，而是期冀能以区区之力，为民营经济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奔走呼吁。与此同时，我们更愿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理性、建设性的力量。

　　那么，今天我们关注区域经济问题的焦点何在？

　　不得不指出，尽管中国经济发展曾经创造了许多区域发展模式，如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等，但不能忽视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这些模式主要来自以行政区划为界的各自为战，也就是说，政府从来都是这些发展模式的幕后推手，区域经济更准确地说只是地方经济。地方与地理不仅仅是定义上的差别，更在于其与经济融合之后的重新阐述。曾经的“诸侯割据”时代，统一的大市场难以建立，现在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再次开始转型，如何妥善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如何有效整合全国资源，激活各个经济圈的能量，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对此，我们将以审慎的目光跟踪、观察这一进程。

　　三一重工(600031,股吧)总部高调进京并非一个偶发的独立事件，放在经济地理的角度，亦有多重的政治经济解读。企业长大了，就要开拓更大的市场；区域辐射下的外延效应，必然冲击原有的发展空间。大致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就出现了大企业、大集团纷纷把总部或研发中心、销售中心向大城市迁移的高潮，由此带动了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区域发展开始突破行政区划的束缚和地方保护主义，与周边地区的交流合作逐渐增强。因此，实现区域间的融合互动、合作共赢和一体化趋势，既是区域经济发展路径的必然选择，也是我们聚焦的重点。

　　中国经济发展中正在进入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动力的新时期。推动加快上述进程、促进中国经济转变增长方式，倡导消弥在这一进程中的发展不平衡，以及与之伴随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将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在我们的视野中，不仅关注一省一市一地方，以及跨区域的经济活动，还将关注中央各部委与各地在事关全局的经济事件中的指导、协调动态。我们不仅关注具体的经济活动，还将关注各级政府服务、指导经济活动的政策举措。同样，我们还将试图对不同增长方式，对不同地区投资环境进行解读和评估。

　　我们强调经济上的地理性，自然也将在阅读各地旖旎多姿的风土人文、历史文化的路途上，表达我们对于这些地方过去、现在、未来的思考与感受。

　　“中国奇迹”还将上演，舞台就在区域经济这个广大的领域之上，我们自身或显稚嫩，不过我们既不想迟到，更不会缺席。我们有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