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消费的关键 在提高居民收入

　　投资增长受到约束、对外贸易持续低迷，使推动经济实现“稳增长”目标面临严峻的挑战。在此情况之下，有关部门将拉动经济的着力点放到了促进消费这个方面，有报道称，商务部、工信部等多个部委正在与振兴消费相关的若干领域密集摸底，并就相关鼓励政策的思路进行可行性论证和效果评估，预计年内将迎来促消费新政密集发布期，信用消费等手段也可能会出现政策方面的激励。（8月21日《经济参考报》）

　　消费是公认的GDP构成中的一个重要元素，与投资和外贸合称为“三驾马车”。但是，内需不振在我国GDP构成中一向是个软肋，占有的份额不像一些国家那样可以达到一半甚至更高，而是长期只能与投资和外贸“三分天下”。但是，消费很难像投资一样由政府强力推进，更重要的是，中国长期以来在国际市场上维持的“人口红利”虽然保证了外贸的稳步增长，但又导致内需市场长期处于低迷。

　　简单地说，我国的内需市场不够活跃，症结在于居民的消费能力严重不足。政策面上既然注重于利用“人口红利”来维持GDP的增长，就必然以压低民众福祉的手段来提高对投资的吸引力。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整体收入在不断提高，但由于收入分配制度的缺陷，导致中国出现了由少数人组成的畸高收入群体和由大多数城乡普通居民组成的中低收入群体。高收入者的消费能力虽然很强，但他们的消费已经处于超饱和阶段，而对于人数众多的大量中低收入者来说，他们虽然可以视为潜在的消费力量，但由于消费能力的不足，因此对拉动消费能够产生的作用也比较有限。

　　在这样一种基本格局之下，如果不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努力提高普通居民的收入水平上下工夫，那么，不管政府推出什么样的促消费新政，它们所起的作用只能是一时的热闹，而难以收到长效。其实，长期以来，由政府部门出台各种政策推动消费，从来都没有少过，远的不说，前几年金融危机风暴初起之时，我国多个地区的政府部门就出台过“汽车下乡”、“家电下乡”之类的政策，就当时来说很有声势，但最终作用还是有限。其间的原因很简单，如果市场是充分发育的，那么，厂商一定早就能够发现潜在的消费市场，不管它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用不着政府将他们“推”下去，市场的力量就会驱使他们去捕捉这个机会。显而易见，只有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之下，农村居民难以及时享受到城市的物质文明，才需要动用政府的力量来推动某一项产品下乡。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下，农村居民只要有足够的消费力，他们自然会展开消费，用不着等到厂商下乡时才想到消费。

　　在将要推出的促进消费新政中，信用消费被作为一个重要选项加以推广。信用消费可以部分地解决即时消费能力不足的问题，但是，在居民收入水平的总体状况没有得到改变，尤其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未有见效的情况下，这种信用消费能起的作用也可能是十分有限的，因为这不过是消费者将未来可以预见的收入提前投入到消费之中，但就总量来说，他们的消费能力并没有提高。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信用消费占消费总额三分之二以上，而我国的信用消费仅占消费总额的一成左右，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了中美两国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有所不同以外，更重要的是两国消费者对收入预期的差异。信用消费是把将来的消费提前到今天，它可以拉高当期消费总量，但对于消费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却难以发挥太大的作用。

　　提高消费在GDP中的分量，需要将经济结构从目前的投资拉动型改变为消费拉动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努力提高居民收入、提高社会消费能力将是重中之重。因此，如果政府需要在促进消费方面推出新政，还是应把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作为当务之急。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有关方面为此作出的努力，很难在短期内集中地反映于消费指数的提高上，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项改革的艰难而绕过去，否则政府就将陷于消费市场的事务堆中，难以从根本上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周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