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陈里等谈民族复兴与我们的使命

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陕西省法学会副会长陈里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

陈里的中国梦：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主持人]:欢迎三位，应该说您三位是我们中华儿女当中的佼佼者，也是佼佼者当中的代表人物。今天邀请三位过来也是跟网友讲讲你们成长的故事。我们知道中华儿女人物推荐活动是在2010年开始的，也是唯一的以“中华儿女”冠名，在世界范围的华裔群体当中推出的杰出代表人物的重大活动，今年是第三届。前两届“中华儿女年度人物”推介活动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取得圆满成功，有500多万网民进行了在线投票，评选出的“中华儿女年度人物”均为社会和人民作出了卓越贡献，是“感动中国·影响世界”的杰出中华儿女。首先在这里祝贺三位成为2012年“中华儿女年度人物”候选人。

　　[主持人]:大家都知道，十八大以来，在老百姓和我们新闻媒体经常报道新闻热词，大家都在说“中国梦”这个话题，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请三位来聊一聊你们心目当中的“中国梦”，我们想一想在你们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的梦想是如何照进现实的。接下来请三位给我们讲一讲你们现在目前当中的中国梦的雏形是什么样子的，首先请陈厅跟我们讲一讲。 

　　[陈里]: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由此走入每一个国人的思考范畴。我认为，“中国梦”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美好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人民群众的期盼。中华民族有民族复兴的伟大的中国梦，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中国梦，这两者之间也是紧密相连的。每个人对梦想的期盼与努力也构筑了中国梦的生动轮廓，也是中国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说到我的中国梦，我想起《礼记?大同篇》中的内容：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讲信修睦，选贤与能；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无疑是中国古圣先贤描述的最和谐社会、最大同世界的愿景就是这样的社会。放眼看当今之世，亦不多得；这应是是“中国梦”应该努力追求及实现的目标。结合我的工作，我还想说点具体的： 

　　1、我希望中华民族能真正的强大起来，直起腰干，说起话，不受欺侮； 2、希望我们的老百姓能享受到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红利，贫富差距缩小，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完善； 3、希望我们有一个安居乐业的生存环境。处理好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的关系，是农民真正的富裕起来。解决好发展中的矛盾，创新社会管理，构建和谐社会。 4、希望司法更加公正，彰显社会正义。用法制思维和“对话”来替代“对抗”，用“维权”来促进“维稳”。 5、希望加强文化教育和道德诚信建设，整体提升中华民族的素质。这就是我心中的“中国梦”的五个方面。 

　　[主持人]:陈里厅长，您的中国梦非常宏大，也非常全面。我们想听听黄董，您的中国梦是什么样的？ 

　　[黄藤]:这个话题很大，我们只有一个小时，很多问题，我们三个人，我最简洁地来概括。“中国梦”，说我们要实现复兴梦，我们复兴什么？复兴的是我们曾经的辉煌，这个辉煌指的什么呢？指的是我们面对全球一个相对的地位，因此我理解的“中国梦”，就是梦回大唐，不是回到那个时代，是回到那个时候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它概括的是什么呢？第一，军事要强。我们应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能够抗衡一切侵略或者维护和平；第二，我们有强大的经济。我们10多亿的人口，无论如何，经济的总量应该在世界是排第一位的。我们应该有深厚的文化，而且这个文化是被世界认同的，像唐朝一样，各国都来我们这里学习文明、学习文化。所以，我觉得军事、经济、文化在世界相对地位的强盛，这就是我们“中国梦”的具体梦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这个梦想作出自己的努力，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我觉得教育是立国之本，是实现梦想的最基础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这里为实现“中国梦”和中国的复兴做一些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感觉到非常之荣幸、非常之欣慰。 

　　[主持人]:谢谢黄董，请问周董，您的中国梦是什么呢？ 

　　[周虎振]:作为我贺阳公司董事长周虎振来说，没有两位领导站的高度，我认为中国梦，第一，刚才黄老师说了，对恢复中华民族在唐朝时代的地位。我认为我们中华民族儿女，每个人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作为一个教育投资工作者，我把教育做到世界领先，我把我的这一块做到进入世界百强，就是说各行各业的人要都想做好世界百强、做好世界的老大，大家的力量加起来，我们中华民族就能够复兴，就能够强大。 

陈里：解决农民犯罪重在预防 减轻经济压力是核心

　　[主持人]:谢谢周董。在任何人心里都应该有一个中国梦，或大或小，我们三位代表说出了全部的优秀中华儿女心中的梦想，也说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声。接下来，我们想分别地来聊一聊各位的故事。我们知道在2012年的时候，陈里厅长是非常忙的，我们通过很多社会媒体和新闻媒体在关注您的很多事情，比如说我们知道您要请农民工吃饭，然后在您的微博上我们也关注到您直播华山救援，包括直播接力救援轻生母子等等这样一些微博发出来之后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包括参与到这些事件当中。我想这些事情好象跟您的本职工作没有太多的联系，而且我想您的本职工作应该是非常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精力关注这样的事情？您的出发点是什么？ 

　　[陈里]:这个问题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简单来说，一是我学术研究的需要，二是我一生对农民的那种情结。去年的这个时候，我的博士论文《经济利益与中国农民犯罪原因研究》列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博士文库出版，引起学界、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光明日报》《学习时报》《中国社会科学报》《陕西日报》、中国社会科学网、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等媒体都做了报道和专访，记者们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作为一名公安干部，您为什么研究农民问题？ 

　　作为一名分管公安法治的公安厅副厅长，我研究的动力首先来源于实践，也服务于实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有一个现象令人十分担忧，即自上世纪80 年代以来犯罪率一直居高不下，且呈现明显增长趋势，这其中农民及农民工犯罪尤其引人注目。农民犯罪案件大多并不以犯罪为目的，而是在利益实现过程中逐步发生的。在所有农民犯罪中，经济利益是核心问题。 

　　生态经济学中有著名的压力—反应模式，即生态环境恶化对人类生存产生压力，于是人类不得不做出反应。农民犯罪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农民面临各方面的压力，比如，居住、养老、子女养育、医疗卫生、生存环境等等，由于我国的各种社会保障体系薄弱，这些经济上的压力，大多只能靠农民自己去消解，有些人压力消解不掉，就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如有些农民外出打工到了年终拿不到工资，就去找老板报复甚至行凶；有些农民则因土地被暴力征用得不到适当的补偿，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 

　　解决农民犯罪关键是预防。预防农民犯罪的关键是对导致农民犯罪的压力源进行调适。通过调整经济利益关系，促使有关各方转变对农民关系的内容、方式和渠道，从源头上削减、消除施加在农民身上的经济压力。使农民能够通过合法手段致富并能维护自身权益。农民犯罪是由多重因素诱发，并经历了一系列传导过程之后最终发生的，可以在经济压力传导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做相应的工作，阻断经济压力的传导。农民政治权利也应该受到重视，没有诉讼渠道，没有话语权，往往促使他们采取极端方式。要完善农民政治权利，通过制度建设来建立和健全农民政治参与机制，不断拓宽农民政治参与渠道。应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使村民能够通过正常渠道参与本村事务，表达政治诉求。 

　　我的博士论文《经济利益与中国农民犯罪原因研究》一书的出版，使我有机会与学界交流，这一方面开阔了我的视野和思路；另一方也促使我更勤奋更深入地思考和探索问题。为了破解农民犯罪的难题，我将研究的兴趣由农民犯罪原因转向农村社会管理创新。 

　　随着农村城镇化过程的展开，城乡联系越来越紧密。农民问题不再仅仅是农村问题，不可能只在农村解决，而需要社会管理创新的综合考虑。作为一个省级公安机关的干部，需要更广阔的视野，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研究的领域从农村社会管理创新，进一步扩展到到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管理创新的总体原则是要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体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作为公安机关，大力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体系，既要全面展开工作，又要抓住源头性、根本性和基础性问题，我认为重点应该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推进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要公平对待、切实保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结合城镇化建设，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实现城乡一体化和服务全覆盖的人口互动管理模式，疏堵有机结合，使流动人口能够全面参与并真正融入当地社会生活，变流动为活力，从根本上解决流动人口不稳定和不和谐等问题； 

　　二是推进特殊人群帮教管理创新，包括建立健全对服刑在教人员、刑满释放解教人员、社会闲散人员特别是青少年以及吸毒人员等高危人群的常态化帮教管控机制，致力于建构和完善帮助使其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的机制制度，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 

　　三是推进社会治安重点地区综合治理的创新，要将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地区的治理和城乡规划、地区改造相结合，在完善基础设施、改善生活环境的基础上，健全基层组织、延伸公共服务，切实处理好整治、服务、管理和发展的相互关系； 

　　四是推进虚拟社会建设管理创新，要充分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加强互联网的建设与有效管理，主动回应社会关切，有效地制定互联网管理建设政策，正确引导网上舆论，维护网上秩序，营造有利于社会稳定的舆论环境； 

　　五是推进社会组织管理服务创新，这也是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要致力于对社会组织的研究，承认社会组织在国家发展与建设中尤其是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重要地位和积极作用，并按照社会组织发展规律施以有效的监管，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规范。 

　　过去的一年中，我把繁忙工作之余的所有时间用于社会管理创新、农村稳定与发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方面的研究，读了大量书籍和数百篇论文，受到很大启发。 

　　为了加强与社会的交流，获取更多的信息，并随时就关心的问题向大家请教，我实名开通了政务微博。我把自己的研究及时在网上公布，与网友讨论，获取了很多好的信息和建议。 

　　关于邀请农民工吃饭，我是为了了解农民工的真实生活和工作情况，我通过微博邀请农民工吃饭。在与他们“零距离”的接触当中，真切地感受到农民工的本分、善良、通情达理，增进了了解，加强了彼此间的感情。 

　　比如国庆节华山游客滞留事件，就是我通过微博关注热点问题，解决突发事件。今年国庆长假期间，华山游客突增，造成数万名游客滞留山顶的事件。许多网友向我反映情况、寻求帮助，我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并一直守在电脑旁，通过微博做一些疏导疏散的工作。那一夜彻夜未眠。 

　　12月10号西安一对母子因为医疗纠纷要跳楼自杀，我在通过电话微博指挥疏导的同时，也思考了很多。在为广大网友们的信任感到欣慰的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政务公开的重要性，它可以使人民在需要的时候找到我们，使我们在人民需要的时候及时在场。在这里要感谢新浪网、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社科网，以及广大网友的支持，网络不仅是一个很好的与社会交流的平台，还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场所，那里有应有尽有的学习资源，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 

　　最后说一句话，我今年所有的活动，无不和微博有关系，所以把我评为微博达人，第一，我名不副实。第二，我确实受益无穷。在这个地方，我就想说一句话，政务微博和官员微博，为什么要开？首先，你是想出名，还是想研究，还是想为老百姓办点事？我觉得一句话，就是政务微博和官员微博，老百姓就认得这么一点，什么一点？老百姓在需要的时候，能找到你这个官博和你这个领导。用网络的话是@，@你。你不出来就@不了你，所以就找你。老百姓的需求也是应该的，老百姓找不到别人，不找你找谁呀。老百姓需要我们的时候能找到我们。还有一个，老百姓有困难的时候，希望政府、官员和老百姓在一起，这就是政务核心的一点，要不然微博可以不要。谢谢主持人。 

　　[主持人]:请问陈里先生，怎么看待微博这一传播工具对现实的推动作用？ 

　　[陈里]:前不久，我在新浪微博上发了一条微博：大致意思是：1、微博热的兴起是必然和迟早的事。2、微博对现代社会的冲击目前评价为时过早。3、政务微博和官员微博就是百姓有难能找到你，希望你能知道和解决问题。4、微博这一自媒体如早来十年，人类社会就会早进步五十或更多时间。5、微博不一定使人成功，但现代成功人士从微博里吸取很多营养。6、微博可以发现贪官，在未来更有助于很多人廉洁为官。7、微博是现代人学习和交友最便捷的平台。 

　　我想这也基本表明了我对微博的认知和我开微博的宗旨。开博以来我真的经历了许许多多事情，请农民工吃饭、华山救助、西安母子自杀救助，还有许许多多平常救助的事情。使我收获很多。我今年获得了新浪评选的2012年度全国政务微博、政法微博第二等荣誉，非常感谢网友对我的支持和厚爱。我将进一步利用这个平台。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民办西安外事学院：哈佛大学的中国教育界唯一教学案例

　　[主持人]:谢谢陈里先生，应该说陈厅刚才说起一些“三农”问题的时候，打开了话匣子。我们也知道作为一个中华的优秀儿女，肯定身上有很多的责任，同时我相信也有更多的压力在身上，所以我们很乐于听你们讲你们的故事。刚刚我和黄董之前聊到，说到西安外事学院是20年前，也就是1992年的时候创立的，当时您放弃公职去创办一个民办院校，可能很多人是想不通的。但是我们今天再回顾来看西安外事学院，它已经成为民办院校当中的翘楚了，而您也因为这种很多成功的事件成为大家心目中的一个楷模、精英人物。我特别想知道当时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

　　[黄藤]:主持人提得非常准确。应该说在那个时候做这样一件事情还是蛮有心里压力的。就像我当时，其实有一个活思想，我在想：我现在一个西安大学老师的职位，拿出去卖，在80年代末卖5万块钱还是没问题的，很难轻易地把它放弃掉。而且涉及到一系列的公疗，还有公共福利等等一些问题，应该说还是面对压力。但是其实每个人，就像您说的，他有他自己的追求和自己的心路历程。对我来讲，自己到底要做什么，或者说自己将来，因为人的一生是很短的，我是学中文和哲学出身的，应该说对人的生命、对社会、对人生的理解还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在这样一个宇宙当中，昙花一现的人生，你怎样去把它渡过。最后我觉得还是以最大的付出和奉献，就是你对他人的有用性决定了你这个人的价值，就是你在什么岗位、以什么形式、做什么事情，可以最大限度地使你这个个体能对这个社会、能对人类、能对国家、能对他人有所用，这大概是你应该选择的道路。而单纯的从自己考虑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当你离开了这些以外，只剩下一个单个个体，其实你的存在和不存在是没有意义的，你完全可以不生，或者说你完全可以死掉，因为你和他人没有关联。 

　　有了这样一个思想基础以后，我想也就不难理解了。也就是说，因为从我个体而言，我当时讲了一句话，说：“用尽毕生精力，为中国办一个三千人的大学。”这是当时的想法。因为我当时办学的时候，全国公办学校的平均规模就是三千人，政府要养活这三千人，连一个地市政府的财力都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毕竟就是一个个人。而且当时学生根本没学上，不像今天，大家是找好学校，上学不怎么困难。当时，我们办一个自学考试，没有国家的文凭，要450分才能进校，现在的三本、二本二三百分都可以进校，所以，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应该说，我们服务的内容也在变化。 

　　但是，正是在这样过程中，一个三万人的大学、一个被教育部认可的本科的大学、一个被社会、家长、学生共同认可的比较优秀的社会大学就诞生在这个社会中。有我们个人的努力，但是更多的是历史的推动，或者说国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首先是党的方针的指引、国家政策的许可和整个社会环境的改变。我们顺应了这个改变的基础上做了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是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确实是把个人的得失、个人的安危，把自己的一些活思想是撇在一边，确实是从国家需要的角度。我们在建校20年的时候，我们在总结我们做了点什么，第一个能想到的就是我们办了一个民办的学校，为中国教育体制的变革做了贡献。过去是纯公办的，我们现在有了民办，而且这个民办是被政府、被家长、被学生所认可的，大家愿意蜂拥而至去上的，现在四个第一志愿我们只能录取一个人。现在还是这样一种局面。

　　另外一个就像陈里说的关于农民的问题。农村人口城市化，现在已经是国家和所有有志人士的一个共识，怎么样把他们弄到城市里来，简单的移民带来的社会问题太多。我们是把小城市、把农村的孩子，经过几年的学习，内化成一个合格的城市人口，让他在城市里面来生活。所以，在这样一个经济时期，我们为中国的城市化、为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做了我们的贡献。同时，在这样一个发展经济，强军、强国、富民这样的经济发展时期，我们为解决就业、提高人口素质、提高中国人在世界中的威望，做了我们自己的贡献。 

　　所以，由于有这样的贡献，使得我们从心理上取得了巨大的满足，在这种满足面前，任何事情都是小事情，或者说个人的生存或者个人的得失，相比它之间就是太微小了，那就是我们尽其所能，为这个社会服务，为大家来服务。我们尽量地作出我们自己的贡献，就像我说的，尽可能地对社会、对他人有用，这就成为我们追求的唯一的目标。所以，这也就对什么都无所谓了。 

　　就像景观一样，大家给予的关注或者给我们应有的或者不应有的很多称呼和待遇，远远超过我们的期望。这么多年来，我们获得了太多的奖项，就像今年，刚刚过去一年，国际上，哈佛大学把我们列为中国教育界唯一一个教学案例。我已经去过，2月份我还要去哈佛大学和他们的学生和教授一起讲我们的发展的案例。在他们的案例库里可以找得到。我们国家的年度品牌，他们已经举办了快十年了，第一次把教育的品牌列为中国的品牌放在年度品牌里面，可能过两天中央电视台就要播。我们的新华社也把中国创新和创造力的单位，在教育界也是锁定了我们。所以，这些是刚刚给我们的荣誉，这些荣誉使我们受宠若惊。包括今天人民网请来我们和大家见见面。其实我们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员，有比我们更加付出很多的优秀人员，只不过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坐在这里，所以我们很感谢大家。我给我们学校倡导的基本校风就是爱岗敬业、感恩奉献，我们一定要有一种感恩的心，来面对社会、面对大家，没有抱怨，只有奋斗；没有索求，只有感恩。所以，我还是很感谢大家。

　　[主持人]:我其实也想问黄董一个私人问题，因为您从事了20多年的企业化的运作，可以说您是一个企业家，大家也会评价您是一个教育家，我特别想知道您在教育家和企业家之间，您更欣赏哪个称呼？ 

　　[黄藤]:什么家都谈不上，但是在中国做民办教育，我们一般总结讲，至少要具备三个品质，第一个就是要懂政治，也就是说你要了解国家、了解政府、了解历史和政治的现状。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们提倡的是把党的期望、政府的要求、学生和家长的利益和学校自身的发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如果这样的结合处理得不好，即使你有再好的愿望，实际你是做不好的，也是不能实现的。 

　　第二是必须懂教育，因为毕竟是办学校，如果说你不是一个合格的教育工作者，你对教育不研究、不懂得，要办一所优秀的学校，几乎是不可能的。 

　　还有一个叫懂经营，或者叫懂企业，因为你做的是民办学校，是不靠政府财政支持的一个学校，你必须按照企业经营的规律来经营这所学校，如果你不懂得经营，无论有再好的愿望，你连生存都生存不了，我们很多教授、很多过去的校长、政府官员办的学校，应该说他们的心是好的，而且是非常公益的，但都是办倒闭了。因为公立大学为什么优秀？是政府给了他好的学生，给了他现成的学校和钱，他的本事就是把一个学生教成一个人才。但是民办学校，既没有学生，也没有学校，也没有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当你不懂企业经营的时候，你的民办学校是很难生存的。所以，我们把懂政治、懂教育、懂企业，也有人将你称为政治家、教育家、企业家，这是过奖了。但是，你必须要熟悉它，你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成功的、优秀的民办教育的工作者。 

　　但是，你一定要自己给自己划一个符号，可以非常肯定地、豪不犹豫地说就是办教育。因为所有其他的了解也好，懂得也好，运用也好，是为发展教育而服务的。包括我现在绕出学校努力做一些企业，过去我做过企业，我关掉了，我不愿意做它，我就是要做教育，但是现在为什么又要做？因为教育要钱，而且水平越高，层次越高，需要的钱越多，我们需要给它一个资金的来源。所以为了教育来做企业，为了教育来做别的，核心还是教育。所以，一定要给我划一个符号，我非常愿意称呼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

周虎振：诚信打造扎实品牌 创新驱动课程设置发展

　　[主持人]:非常黄董。刚刚我们和黄董在聊的时候，周董一直在边上频频点头，我相信有着相同经历的您一定在这里面有很多共鸣和回忆。因为我们道您现在从事着民办教育，当时您1991年开始创办叫虎振厨师技校，时间上来讲，比西安外事学院还早一年，我相信里面一定有很多酸甜苦辣，也非常想和我们一起分享的，我们特别想知道周董您当时想创办这样一个技校，包括现在发展成这样的形式，您的动力来自于哪里？中间有什么样的故事？ 

　　[周虎振]:我是一个农民，我和黄董相差十岁。我14岁，初中没有毕业，因为家庭穷，80年代初，我们姐弟八人，大年三十，我印象特别深，吃不上一顿完整的饺子，就是吃饺子粥，现在跟我女儿提起来，她说那是改善生活。当时她不理解，我们吃不上一顿完整的饺子，只能喝饺子粥，我就是出生在这个家庭，上学也上不下去，当时只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我父亲给我三条路，第一学木工，第二学瓦工，第三学厨师。当时没有什么梦想，当时的梦想就是能吃饱饭、能穿好衣服就是我最大的梦想，所以，当时我就选择了学厨师。 

　　但是，当我学厨师的时候，就谈到原来的厨师，现在的职教，有很多学历教育，老师都想把毕生的经历教给学生，但是在技术行业当中，技校当中，有一句古语说：教出徒弟，饿死师傅，始终中国的职业教育推动不上去，是中国民族和中国这些人的老观念、老传统，就是说宁舍一吨金，不舍一句春，它的概念是什么？我能给你一百块钱、一千、一万，我不教你一门技术。所以，我光学厨师，去过50多家厨师学校，要得到真传，还要另拜师学艺，还要另和老师沟通，给老师请请客、送送礼。 

　　所以，我在这种情况下，我20岁那年就想自己有一所学校，收学费，明码标价，学而用之、学而教之，就是说人家花了钱，实实在在地能学到一门技术。我在这种心情下，以我个人的名字命名为虎振厨师学校。当时我一个老师、三个学生，当时我起这个名字的时候，现在学历教育，不能让以自己的名字来叫学校的名字，我当时为什么以自己的名字来叫学校的名字呢？当时没有想那么多，现在才知道，打造的是诚信。当时我就说，以我个人的名义，原来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很多办洗衣粉制作技术、无土栽培技术，就是说坑了别人换一个地方再起一个执照，再换一个地方行骗。当时我摆脱这个困境，我立志，以我个人名字为学校名字的时候，就想我的名字不能改，所以我这个学校，我给观众或者学员一个诚信。后来我们办到本科学校，国家不让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所以说，我当时办厨师学校以及包括现在的职教，在全国职业教育中不能说数老大，也还是数一数二的。所以，在我那儿厨师这个专业，我认为在全国是老大。就是从我那儿学出来的学生，他懂得厨师的方法，你甭管中国八大名菜、十大名菜，它都有一个根儿，所以在我那儿毕业的学生，他的根儿都打得很扎实。 

　　我是一个农民，我办厨师学校，跟随社会潮流的发展。2000年，我印象特别深的是，1998年我聘请了天津国家一类中专的校长在我那儿当校长，他就说周虎振，你的教案不完全按国家的做，当时我说，厨师学校，用的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菜谱，我说现在已经淘汰好几十年了，还用那个教材。在这里我多说一句话，我就希望国家对教育不要局限那么死，要以达到一定目的为原则，而不是说把教育工作者条条框框框得特别死。我现在也在考虑，去年以前，中国近一百年为什么没有诺贝尔奖？我们中国大学，50多门课，没教出一个诺贝尔奖，直至去年才有一个。我认为国家教私塾的，教出来了四大发明。 

　　我觉得中国的教育，我希望给我们教育部和教育工作者提出一个思路。老说你这个家伙不按套路出牌。什么叫创新？创新就要走出这个框框，我们就要创新。我再说回来，1998年老校长就说，你的教案，你要这样办下去，教育部肯定封你的门。但是在2000年，突然我那个办公室主任就说，周董事长，中专，国家教育部出台了50%可以自己设置课程，可以按你的思路，就是说你提前了两年。如果我们走在最前沿的时候，肯定是出了这个框。刚才你问黄老师，我为什么老点头。我觉得纯教育工作者，他的教育思维能力都受局限，我认为第一个造火车的人就值得诺贝尔奖，应该说是。但是他肯定当时人说他是疯了。第一个造飞机的人，肯定说他是神经病。实际上在学术界，我认为应该多出点异想天开的人。 

　　我现在办两所本科院校，我认为现在和二十年前的梦想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20年前我只是为吃饱去学厨师，我办厨师学校，只是为不让更多厨师学子再花重样的多层次的学费。现在我们的义务教育，还有好多家长再去雇课导、补习老师，我觉得这都不正常。你在学堂里面、在学校里面，该教的都应该教了，不要让现在的孩子们背着那么重的负担。 

　　但是，我认为现在的高等教育，尤其是80后、90后，任何教育都包括了很多方面，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没有包括做人。真正做人怎么做，很欠缺。第二，缺少的是灵魂的约束。在网上我多说两句，我母亲拜佛，我认为拜佛不是什么坏事，但你不要过。我母亲老教导我，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你做恶事有因果报应，做善事，即便你得不到，你的后人也会有好的报应。所以，这些传统文化要保持，就是我们每个人，包括80后、90后现在的年轻人，包括在网络上的，我做坏事我有什么约束，我做善事，我有什么好的结果呀。我实际上不反对佛教、基督教，我不反对教，但是有的人利用别的教，它改变性质，这是国家怕的。实际上，我觉得一个人要有灵魂，要有心境。现在我们学校很多学子，第一，我要搞科研，我跟中国的清华、北大难以抗衡。但是到了河北科技学院，我就教你做人，现在我们学校始终保持着准军事化管理，就是说我的科研赶不上清华、北大，但是到了我学校以后，八年以后回家，知道孝敬父母，我们的学生也融入《弟子规》，知道善待老人，知道携老爱幼，这一系列的活动，不一定老是科研上去就是对民族的贡献。 

　　我举这么一个例子，有的人在一个学校，进这个学校的时候是500分，学了三年、四年，出来的时候是400分，但是在我们学校录取的时候是400分，到他毕业的时候，也许是450分，甚至500分，他是在增长，有很多我们现在的网友也好，社会也好，学校排不了名次，排不了档次。我认为现在中华民族的复兴，只要人人作出一点贡献，人人把各自的职责做到全省领先、全国领先、世界领先，我们加起来，中华民族就强大，中华民族的梦想就成真。 

　　所以，我的梦想就是在五年之内，在河北省民办教育乃至国办教育有一号，不能说是老大，在前一二名。在十年之内，在全国民办学校数上号。20年之内，我们科技学院走到世界百位之内，这是我的梦想。但是，有很多网民和教育工作者说你是在做梦。如果我们所有的教职工都在圆这个梦，董事长的梦，就是大家都在圆，就是梦想成真。但是我给我的教职工说一个理念，比如我倒过来说，23年前，1990年我一个厨师、三个学生，我说要办一所本科院校，都说我在做梦。所以说，我23年过去了，我办了两所本科院校，如果按照我这个速度发展，我觉得20年内，我能进入世界品牌大学的行列当中。如果我们所有的中华民族的中华儿女，都像我一样，都有这个梦想，中华民族的复兴，用不了20年，我们在世界上，现在是排第三位，一人均就拉下水平了，如果人人都像我这样，中华民族用不了十年，在世界上真正地平均数一数二，这是我的中国梦。 

陈里探讨解决“三农”不容忽视的四个问题

　　[主持人]:谢谢周董。其实我们听三位在讲各自不同的故事，但是能感觉到其实都有一个同样的梦想，就是最后我们都会说到我们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为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在实践着自己每一步小小的梦想。刚刚其实在之前陈里厅长一直在讲您的梦想，因为您研究三农问题，我们也知道其实您在向社会建议的农民工问题已经给出了不下十条的建议了，这十条当中有很多关于农民犯罪问题等等方面的研究。如果现在再让您说这个梦想的时候，您觉得这个梦想和中国三农问题应该怎么样融合一下？ 

　　[陈里]:主持人这个问题又回到我们今天访谈的主题上来。中国梦怎么照亮三农问题，我们中国梦里面，三农问题怎么解决？十八大报告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的深刻，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这是十八大报告里面唯一一个地方说了“重中之重”。这表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紧要问题。我常常说，不了解中国的农民，就不可能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中国梦的实现，前提是三农问题必须得到很好地解决。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自古如此，未来农业大国这种身份依然会保留。建立和谐社会，重点在农民，难点在农村，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业，中华民族的复兴离不开中国农业的长足发展。中国农民更有尊严的生活，中国的农村建设得更美丽。可以说，过去的一年，我的一生都没有这么一年对三农的关注，包括我的实践。那么，如何让中国梦照亮三农问题呢？我认为今年4月30号，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报一个整版的文章讲的就是农村的社会管理，里面讲了四个问题，一会儿我再加一个问题。我认为中国梦要照亮中国的三农，有下面这几个问题不容忽视。 

　　第一，加强农村的法治建设，防止随意损害农民事情的发生。换句话说，中国的法治要向三农倾斜。大家回忆一下，中央一号文件，每年的开春第一号文件是农业的文件里面一共有十几个，可以说规定的措施和方向非常明确、非常明了。但是，我们大家知道，三农问题为什么现在如此突出呢？那就是说，中央的一号文件并没有真正地落实到三农上面去，很多农民的收入、农业的倾斜政策、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农村养老保险、农村教育，这些问题都没有真正地落实到实处。所以，我想法治建设向三农倾斜，我去年喊了一年。 

　　举一个例子讲，我是搞法治的，我去年立了两个法，一个是城市的养狗法，一个是城市的鞭炮法。为什么城市人对养狗、鞭炮如此重视呢？因为狗和鞭炮影响了城市人的生活。所以，他就把这个立了法。农村的道路、农村的粮食、农村的购销、农村的农产品的购销、营销，包括孩子中小学的教育，这些问题多严重呀，但是这方面法治上不健全。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一定要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防止农村的暴力拆迁。大家知道，从秦始皇以来，那都是老百姓有地种、有房子住，我们共产党打江山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土地要分给农民，后来走了合作化、走了人民公社，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把土地分到农村了，分给农民了。现在改革开放30年，农民肚子基本温饱了，吃饱了，但是农民的致富、农民的盖房、农民孩子的娶亲、上学、养老保险，压得农民抬不起头。现在农民要致富，下一步该怎么发展？不光是把农民引上楼，把农民弄到小城市里，农民生存的手段就是种粮食和种水果、养殖，他其他的不会呀。当然，年轻的农民后一代可以发展。我现在说的是现在的状况，多少年来群体性的事件纠纷很多与土地是有关系的。我就呼吁对农民的宅基地和农民的承包地一定要认真地进行确权，要在国家的层面上保护农民这养命的最后这块地方是不被侵犯的。如果这一点乱了，将来国家肯定会动荡。 

　　第三，我们现在全国的劳动力是4.5亿，就是种地的人大概4.5亿个劳动力。在全国打工是2.7个亿左右，什么意思呢？4个半人种地，现在有3个人离开土地，在城市里干着和土地没有关系的活。这3亿农民工，他在外面的生存，孩子的上学，他的劳动工资的所得，和他的养老、工伤、保险、医疗、救助，这一系列问题都是我们回避不了的。所以农民哺育工业，对国家建设贡献了60年，农民工从80年到现在贡献了30年，现在第二代农民工正在成长。那么，这些对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农民工是可以立碑的，这是功不可没的，大家都知道，农民修的路、农民盖的房，农民开的工厂。现在农民工在城市里打工，和上个世纪上海黄浦滩那些人是一样的，和东北老基地的工人是一样的，他们是属于领导阶级。我们现在农民工群体，现在身份很尴尬，他回到家是农民，在城里面是工人，我们东莞、我们深圳，哪个工厂里面是正式职工呢？都是农民工。他们制造的产品畅销全世界，你说他们是不是工人。所以，农民工这个保障，我去年3月4号就是在这个地方讲的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和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 

　　所以，第三个问题就是一定要对农民工的问题要高度重视。我在去年大概是七八月份，我在微博上提出来，要为农民工办十件实事，这十件实事是啥呢？主要就是农民工社保养老保险一卡通，这是农民工在家乡有社保，在外面给哪个工厂老板干活，老板要给他交三金，老家的和农民在外面跑的能不能合二为一呢？我叫做纵向积累、横向统筹，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个人40岁、30岁，国家给你养老保险，从这开始就是十年了，十年累计在你这卡上。你上半年在广东，下半年在河北，明年可能在贵州，这三个省老板给你的东西，也给你横向地汇集在这个卡上。美国早就能做到，绿卡、保险卡，就是生下来有这么一个卡。银行是我们国家的，政府是中国的，我们能不能在内部协调，把养老保险，农民工再扩大化的话题，全国的中国人民每个人有这么一张保障卡，到哪去就可以划，这完全可以做到。信息化，现在可以把神九弄上天，把刘洋送到太空又送回来。我们做这样一个卡，不是不能做，是不愿意做。这是对农民工办的一件实事。 

　　还有农民工的子弟上学，七千万，随着父母在全国走，家乡还有5870万留守儿童，这留守儿童再加上教育，农村小学撤校合并，大量的孩子，父母出去打工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学校在门口，可以送，十里八里，老人就送不成了，怎么办呢？就住在学校，住在学校有吃的问题、校园的安全问题，这次河南的光山县，20多个小学生被不法分子给伤害，无一例外，不是留守儿童，没有一个父母在跟前，所以，这种问题你怎么办呢？这种问题就会告诉我们，农村的问题、农民工带来的问题非常让人揪心。去年我呼吁了一年，刚才说了一卡通的问题，在浙江、山东，还有几个地方已经实现了，很值得人欣慰。现在有14个省市，我观察了，解决了，也没有完全解决，已经在解决农民工孩子的高考问题，14个省出台了政策，我觉得这不能不说这是一个进步。还有农民工的学校，也在逐步地建起来了，我觉得这是第二件事。 

　　还比如说，我提倡给农民工建一个农民工手册，一个城市一个手册，农民工到这个城市以后，就拿这个手册，该找谁就找谁，该找司法救助，该找医院救助，该找交通，哪个地方劳务市场，政府行为，还有等等等等，大概有十个农民工十件实事，现在有四五件正在落实，我觉得很欣慰。 

　　第四个问题，妥善处理群众上访。从2000年以来，200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媒体群体性事件大概是九千多起，到2001年的时候，因为我经常给大学讲课，我统计这个数字，大概是超过十万起，就是群体性事件超过十万起。群体性事件基本上是在县、乡以下的农村，基本上是资源纠纷、土地拆迁、城市的城中村，再有个别的就是企业改制的下岗职工。所以说，群体性事件的上访，这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参数。 

　　我刚才提到法治思维，要和老百姓进行对话。对话，然后解决问题，要给老百姓一个出路。就是说，比如公安机关，经常会有人说，去，把这个给我领回来。领回来可以，我能领回来，解决问题，公安机关解决不了，解决问题还得在企业、在单位、在政府。也就是说，凡是有群众上访的，都是有他的诉求在里面。我觉得现在在十八大为政的新风的指引下，我想作为政法机关，特别是农村工作者，对群体性事件，对有诉求的群众一定要采取对话，不要去随便把他抓起来，我觉得这个办法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最后一个就是我谈一谈中国的教育，这两位是专家，我是有将近十年的教龄，我从小学一年级到大学，我现在带四个研究生。我对中国的教育，我是有切身体会的。我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获益者，上了初中，因为家庭其他的问题，高中不让上，就回到家养蚕，养蚕以后，教育整顿，不让讲了，回家当了农民，77年改革，我考的是上海音乐学院，拉小提琴的，考上以后，没见过火车，没坐过，就到河南南阳邓县，这一生就转了个弯，这一生就转变方向，我后来考大学当老师，最后又走到政法机关，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我特别清楚西部、北部的农村的孩子要走出大山，只有一条路，就是知识改变命运。所以，我对他们两位教育的功德无量，我是自愧不如的，我感受到我做不到。 

　　中国的教育，要认识到中国的国情，13亿人，我们80%的学生将来不是弄诺贝尔奖，不是当什么家，他是有文化的建设者，80%是这样。那么，我们的教育不能按照精英去培养我们国家的教育的学生，不能因为一个孩子看了奥数，考了学校，让全国人去学奥数，不能因为一个人当了科学家，把全部的中国人民的孩子从小就按科学家去培养。农村的教育，现在中国人，无论是城市和农村，中国人身上最沉重的负担，我认为还不是养老保险，一是教育，二是住房。教育可以把一个夫妇半生的经历陪在孩子上。20多岁结婚，送出孩子就50多了，后面带孙子就不说了，你把他生下来再把他送到大学，一生的负担比工作还要重。那么，为啥呢？你把他当做精英培养这不行，农村的孩子大部分就是初高中，还有的是中专，一部分优秀的上大学，不能说不让上大学，大部分人是进不了大学的，所以我希望我退休了，我到周先生那儿去打工。真正的职业学校，目前这个群体是数以亿计的，日本有一个加藤，在中国待了十年，他说了几句话，中国的威胁来自于哪呢？来自于上大学有知识这个群体，这是80、90后的一个群体。还有一个群体就是当兵的，找工作的，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是上了大学的一部分，也有打工的一部分，还有当兵的，还有就是在土地里种地的，再有就是既不当兵又不上学、又不打工，干啥呢？在社会上晃荡。这些群体里就是一样，上大学这一部分，这部分是有知识、有文化。但是父母培养他20年，出来以后就是漂族，没有工作，没有房子，他的压力很大。我在接触北京很多的研究生、大学生，我说你怎么比我的精神还憔悴呢？他说我大学毕业了，欠父母20多年的帐，找不到工作，又上研究生，又得学三年，结婚的时候，丈母娘说要有房子，北京的房子首付得50万，像他，姊妹七八个，父母怎么给他50万，这50万就使这个孩子十年就抬不起头。所以，这个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我现在更关心的是打工的没有上大学，还有在农村劳动的不安心，还有就是农二代进了城不想回去，这部分人现在数以亿计，现在国家不善待他们，他们将来怎么报答社会呢？这个问题，一定要把中国的教育要认真地思考，希望中小学向农村倾斜。科学教育的规律，一般是一个小学校十六七个孩子，老师能教过来，现在几十个孩子在一个班里，老师教不过来。还有一个是学校向城市转移，老师留不在农村，老师留不在农村，学生就留不在农村，这是恶性循环。农村的中小学现在很欣慰的就是教育部在10月份出台了一个农村中小学教育发展意见的一个规划，现在农村撤校合并暂停，我觉得这是一个得民心、惠民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事情，我觉得在农民工实事里面其中就有教育这一条。 

　　[主持人]:陈里先生，这些年来您一直关注研究介入解决三农问题，这里面有您的农民情怀。您也是一个新型的官员，开微博也好，公布手机号码也好，您有什么收获？未来有没有更大突破的想法？ 

　　[陈里]:一年多来，我在微博上学到了很多知识，认识了很多朋友，我的关注里有十几个分类，有专家学者、有媒体朋友、有大学生、有农民朋友，我也了解到了许多我以往学不到的东西。开阔了我的视野，增长了见识，了解了底层民众的疾苦和所思所想。利用这个平台和影响力，为社会和民众做一点点有益的事情，心里觉得很充实。去年，在工作之余，我的全部业余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研究上。我主编了《论社会管理创新》、出版了我的个人文集《知行集》、《陈里微思录》。 

　　这些都得益于微博的功劳。下一步我将继续利用好这个平台。为老百姓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并号召更多的政府和社会组织开微博，架起与老百姓沟通和联系的桥梁，为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做一份小小的贡献。最近陕西公安厅也开通了新浪微博，将指导更多的公安机关和民警开通微博。去年我在网上号召为农民工做十件实事，已经的到许多省市的响应，有不少实事已经或正在实现之中。 

黄董：重视就业率更看重工作满意度

    [主持人]:黄董，你们现在是七大教育体系，而且一百多个文理专业在学生当中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我们知道你们也是现在排名在全国民办高校排行是第一名，应该说这样的成绩非常令同学们看到之后都非常想去看一看，这样的学校究竟是怎样教学生的。我们也想知道，你们学院的成功跟时代有没有相关联的地方？

　　[黄藤]:刚才陈里厅长说的一个问题正是我们所做的。我们国家教育这么多年，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成就是巨大的，我们是必须看到的，现在孩子要上学的难度已经大大地减低了。我们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30%左右。概念是什么呢？100个18-20岁的青年，30个已经在大学里面，应该说15%以上就叫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我们达到30%多，将来还会到50%，还会到60%，会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没问题，但是很大的问题就是教育结构问题，我们过去由于财力、人力比较有限，我们只能培养精英，也就是说，凡是进了大学，都是国家的栋梁，我们不是国家干部就是科学院的科学家，就是管理工作者，就是科技工作者，我们是不培养劳动者的。后来，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后的时代，或者说现在的时代，要求完全变了，老百姓、社会要求大学成为一个技能的、社会的、职业的，或者说更加务实的是工作前的一个培训，这也是成为大学的职能之一。我们用行话讲，在本科阶段，我们就叫应用型的人才，在大专以下我们把它叫职业教育的人才，在高中分成两半，一半是职业学校，像他们的中专，一半是普通高中，就是将来要上大学的，当然他上的大学层次都有，有一流的大学，像清华、北大、哈佛、耶鲁，也有二类的二本，有三本，然后有大专，然后有其他，整个构成了教育序列。 

　　外事学院的定位是什么？我们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也就是说，我们招的这些学生，也有一部分去读博士、读硕士，这个量还是相当大的，每年有好几百，但是对我们好几万人的学校来讲，绝大部分，我们还是面向一线，面向工作，面向就业，面向应用人才的培养，在这个层面上，应该说，从办学到今天，市场的需求迫使我们来设置新的专业，新的专业吸引更多的学生，更多的学生迫使我们扩大学校的规模，就是这么一条链。现在外事学院最大的特点就是就业比较好，而且创业的学生相当之多。现在我们有两千多人是自己创业，自己当老板。 

　　我们有创业基金。我们在全国创立了第一个体制内的创业学院，也就是大学里面办创业学院的二级院，我们是第一个。我们有普世性的创业课程，进了外事学院全部培养，然后有重点的培养对象，有创业基金帮他创业，创业以后还对他进行硕士课程的教学以及导师的辅道，一直辅导他上市。 

　　应该说，如果说拿我们定向的创业的学生，创业的成功率90%以上吧，应该可以说。基本上我们扶持的大部分都成功了，区别只在于有的企业办得非常大，有几亿的盘子，几千万的收入，有的办得比较小，可能一年就挣那么几万块钱，他自己雇那么两三个人，差别只在这个。大部分可能就是一二百万、四五百万的企业居多。 

　　另外一个就是国际交流。因为我们叫外事学院。所以我提倡学生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从内地到沿海，从国内到国外。所以我们打开这样一个通道，我们也是西安地区包括公办高校在内唯一一个能用外语向国外大学学生授学位课程的学校，留学生的互换非常之多，不光是英语国家，韩国、日本、德国、法国，我们都有。 

　　我们签约的学校大概上百所，你去以后，在外事学院的课程他们全部认学分，他们的我们也认，你在那边拿到本科学历的时候，把课程开回来，只要你是正常入学我们也发你本科的学位，所以学分互认，大学之间。所以我们提倡校无大小、教无高下、学无长幼、育无国界，因为大学世界是相通的。由于在文化产业、在创业教育、在应用能力培养，这些都使得学生的出路和就业非常好，不会说一边没有。我们有一年，媒体采访完了以后，有个机构就统计我们的就业率几乎是100%，中国人一提100%，真的吗？肯定是假的吧，可以反过来讲，很难找到我们的毕业生是没有工作的，当然你说今天毕业，明天就上岗，我不敢说，半年以后，也就是说你找不到外事学院的学生，还是一种待业状态。当然你说我就给你找一个，那也有可能，就是一种特例总是有的，我也不能讲得那么满，但是应该说，绝大部分的孩子都走上了自己比较想要的岗位。

　　我们现在的考核都不是说有没有工作，我们要看他工作的质量是什么，薪水是什么，是不是他自己理想的，不一定是他学的那个专业，有些孩子上专业的时候不喜欢，是不是他喜欢的工作，是不是高出了社会的平均工资水平，我们用这些指标再来衡量我们的就业的标准，但是现在还是非常好的。所以，现在民办大学，刚才你说了，你排第几，很多人在排，我们从来不主张也不提倡，也不太顾忌，我觉得你的努力就是把你的事情做到你努力的最好程度，这就可以了。至于大家认为我是第几，那没关系。我们校长说，我要排到世界一百，这个雄心我还是很敬佩的，但是我们这些人书念多了，不敢想，书念少一点就敢想这个事情。往往创新是有胆量的问题在里面。但是，我们努力地做一个优秀的大学，做一个学生愿意来的大学，我们面向的是市场，做一个学生毕业就有好的工作、好的前途的大学，而且我们同时为那些愿意在精英教育，愿意在科研院所，愿意在更高的水平上去努力的学生门打开一条通道。我们有上牛津剑桥的，有去美国，还有一个同学在哈佛的，这些学生都有，国内一流大学的我们学生就更普遍了，我们也输送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多元文化、多元集纳成为我们学校的校风和校训，也就是我们涵盖的教育尽可能方方面面，目前在我们的学校里除了军事学科我们没有开设以外，其他都涵盖。而且在很多的更广的领域，我们的理念就是让每个孩子都在这里得到他个性的最好的最充分的发挥。我们培养了很多音乐工作者，各种比赛第一名现在成为专职的歌手，还有体育大赛的第一名成为国家级的运动员，也是从我们那里走出来，其实我们并没有这些专业，但是我们同样出了很多的人才。我们今年也在艺术方面很重视，专门开设了影视学院，开设了艺术学院，这个不仅仅是培养几个专业人才，希望这样的影响能够影响到我们其他的学生，正像他说的，我们得教会孩子怎么样能成为一个社会的人，怎么样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人，然后你再能把事情做好。所以，这样外事学院就在它自己的目标上为着这个民族和人才的培养作出它自己的贡献。排到第几没有关系，还是希望大家去，希望大家看一看。我们很欢迎。 

周虎振：学校应走向综合 学生应走向专精

　　[主持人]:谢谢黄董，其实我们提倡这种一边奉献，同时也在收获的过程。刚刚其实黄董在说周董是敢想，但是也敢做。所以取得了很多的成绩，包括成功。我们看到周董，大家都知道在去年，您的贺阳教育公司非常快速发展的一年，也走上了一个国际化的道路。而且您还被评为全国教育改革创新杰出人物，我相信如果说教育结构当中最底层的一层教育、基础教育就是您现在所从事的职业技术教育，很多人愿意去接受职业技术教育，就是因为我们去了之后，很快毕业以后就有一份技能，这个技能可能是人的生活之根本。我们也想在最后请您给我们讲一讲职业教育的民办教育国际合作办学的一些心得，包括您觉得职业教育目前的一些发展前景。 

　　[周虎振]:第一，刚才主持人说的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因为我这个贺阳公司是分两大块，两个本科、一个中职、一个中专，还有一个驾校。但是作为高等教育，黄校长说的我就不再提了。在国际合作领域上，我们认为，和国际合作，不能照搬，他们国外联合办学有国外的优点，他们的优点我们拿过来，我们也要拿出我们的优点。我在我们教职工代表大会上就说，我们不要老学别人，我们让别人学学我们，这是我一个观点。 

　　作为职业教育，我就说，学而用之，我觉得中国现在国家也特别重视职业教育，但是，我认为职业教育发展的方向，比如说每个学生都给多少钱。今年又有消息，中专要免费。我认为是不是再改一下，这个职业教育能不能国家把这个钱给到设备上面，或者给到学生身上。现在有好多职业教育不伦不类，中国的职业教育它没有考核，就像我一开始说的，职业教育有好多是技术人出身，技术人出身的思想还没有解放，他把这个思想，师傅带徒弟的理念，有好多技术到最关键的时候，它留一手。实际上我也给很多医疗界的朋友和教育圈的人士，医疗实际上没有国界，只要你研究出来都应该公布，但是我们作为职业教育来说，现在有好多都留一手。所以，在我们那儿，为什么好？只要这节课包括这种技术，实际上职业教育就是技术教育，技术教育的根在于它的观念，我原来是厨师出身。我举个例子，做糖醋活鱼，整个过程都教会了你，但是关键在鱼的嗓子眼那堵一个东西，他不教你，你做去吧，你整个按他的流程做，你做不好，这个鱼上到桌上不动嘴，鱼肉能吃，但是按说到了桌子上鱼嘴应该还能动，这是厨师界的一个绝招。所以，职业教育都是技术教育，我觉得，像这个技术，我觉得不应该保守，实际上我在20年前就因为我的思想开放，思想决定命运，也许我的思想开放，当时我记得1996年，我短期技能培训，一年达到一万五千人，就是说培训班，在全国也是老大吧。比如有好多人说拔丝冰棍，我看《闯关东》上面也有这个，实际上他做的那个根本就不是那个套路，他演的就不真实，他那么做叫做穿帮，如果要让我指点，绝对不是这样。但是这个故事是有。比如说按我学的，我学校毕业的，中专两年以上的，就能做到拔丝冰棍。 

　　所以有好多，作为国家来说，我觉得现在中专是好就业，不好招生。现在我觉得国家应该调整政策，大家蜂拥而上的是学本科，但是本科好招生，不好就业。就像黄老师说，现在国办学校，有好多学校，就是在应付，我认为，现在中国的教育，处在中国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的工业改革的年代。现在也在改革，实际上我们都走在社会的最前沿，但是，有的步子太大了，教育部说你离开这个框框，它的教学规律，你只要突破了，你考核不合格，执照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在教育部规定的课时以外，只能追加课时，不能删改。所以办学者的权利需要放开。第二，办教育不应该像产品一样批量生产，刚才李厅长也说了，你不能说所有的孩子都按科学家去教育，我老是举这么一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有电脑、有鼠标、有椅子，但是人也是一样，有干这个的干那个，五行八作，各行各业都应该是综合发展，不应该个人综合发展，但学校是可以有综合学校，避免单线发展。比如说在日本，你学汽车的，你再改行很难，但是在中国，上完了大学，干什么都行，干本专业也不精。我现在呼吁的是，干一行，比如我原来学厨师，我一直到1998年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拿一个世界金奖，我就纵向发展。最后我办教育，现在我就什么都不干，我一心研究教育，就是说有好多老说内行外行，内行人老是不研究它也变成外行，外行人什么都不干，现在我睡不着觉了就想，教育到底怎么进入世界百强，到底怎样才能适应学生的心理，适应社会的需求，到底怎样为社会做贡献，我睡不着觉了，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执着，老是攻这一项。所以我认为，甭管职业教育和本科以下的教育，就是说，应该是专，不应该是54门课样样精通，样样稀松。比如说我们火箭上天，它也需要电焊工。我觉得现在的学校都是栽培的就让大家故意可以跳槽。比如说学新闻的，毕业了，不能马上就当记者，学法律的，毕业了连书记员都当不了，别说法官。所以我认为，术业有专攻，要恢复到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传统教育，再延伸一点点，再加强一点点，再突破一点点。就是说你学哪一行，只要选择了这一行，我就做到这行的顶级，但是顶级都攒起来，这是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的梦。大家都集中起来，不要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我就说这么多。